亲递国书之争
接着，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在北京通州进行，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代表团谈判。经过反复辩论，载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团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拒绝公使驻京，是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在北京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
满清政府在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当咸丰帝接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做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
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惯例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在当时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政府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
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地宣布为“剿夷”、“讨逆”。
杀害公使激怒英法
通州谈判全面破裂后，9月18日，僧格林沁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其中英国人26名，法国人13名，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其中包括《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
《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被关在圆明园，双手被捆，整日下跪，3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第4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3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狱卒们把他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他牢牢拴在头顶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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