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个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9月18日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9月21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咸丰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9月24日，咸丰从圆明园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北京。
9月23日，英法联军照会恭亲王奕忻要求释放巴夏礼等谈判人员无果。9月25日，额尔金照会说，如3天放还全部谈判人员并接受条件，联军停止进攻，否则要夺取北京，奕忻接到照会后，一面驳斥额尔金，一面寄希望于巴夏礼，加紧做巴夏礼的工作。9月30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朝阳门，额尔金原形毕露，声称联军继续前进。
10月5日，英法联军已经休整半月，准备进攻北京。10月13日，北京安定门按照英法联军指定时间开放，英法联军盘踞安定门直至撤出北京。
10月13日至16日，在英法联军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陆续放还俘虏，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
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英法方面召开了会议，巴夏礼是中国通，他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虐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事。但是对英法这些来自西方的夷人来讲，那就太出格了。
英法两国都同意惩罚清政府，按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但是两人提出的惩罚方式有异。
英国额尔金的意见是：第一，这些可怜的俘虏是在圆明园内受到虐待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个园子夷为平地。法国公使葛罗对额尔金的意见表示反对：圆明园没有设防，严格说来非交战区，乃无益之报复。额尔金就坚持一条：火烧圆明园，于是双方各自制定了自己的最后通牒。
10月16日，英方向清方提交最后通牒：第一，拆毁圆明园；第二，赔偿被虐待致死的英方人员补恤金30万两白银；第三，赔款未付清之前，联军驻守天津。
10月17日，法公使向清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第一，补恤金20万两白银；第二，将虐待俘虏的清方官员严加治罪；第三，让出城内肃王府的公馆作为法国使馆；第四，给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人的坟茔、田产、房屋。
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英国额尔金伯爵。他自己声称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虐待战俘。10月18日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无论如何，此时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了。
英法避谈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这场浩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欧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2010年10月19日，英国上议院议员大卫·奥尔顿在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上说，在150年前的1860年10月18日，英法军队的3500人将中国北京古老的夏宫(圆明园)毁之一炬，这是人们迄今未能忘记和愈合的历史创伤之一。这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滥用权力和武力的一个明显实例。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古老的圆明园被毁之后，英国实现了它的战略目标，但英国被毁的名誉却留在圆明园的灰烬和瓦砾之下。
奥尔顿在发言中表示，纪念这些历史事件，需要人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个事件提醒人们，试图将自己的意志、文化或信仰强加于人，或目空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控制欲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是非常错误的。
2005年法国人伯纳·布立赛第一次重现了这场世界文明史上的灾难：《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是一部论述火烧圆明园的专著；因为他打破了西方100多年来没有人宣布对“火烧圆明园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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