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林 聂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朱德看了电文后，转交给毛泽东看。朱德认为，林彪的意见可行。他
对毛泽东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
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荀坎，“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注意。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 “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林彪是他一手栽培的爱将，然而这位年轻的军团长，却往往缺乏对敌情准确的侦探和细致的分析，常突发一些怪念头。土城战役决策的失误，皆因林彪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于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近20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
会上，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兵，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深夜，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毛泽东有了转机。 3月11日一早重新开会，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复职了。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集中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3月11日，电报发出，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这份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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