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

的观念和优美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冥冥中他好像悟出了一条拯救中国哲学的道路。与他的战友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不同，张申府的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用罗素的“名理分析法”和“逻辑原子论”来匡补孔子的社会伦理教义13。在1919－1920年间不到14个月的时间里，张申府共发表了十余篇有关罗素的论文和译作。特别是在罗素访华前夕，《新青年》发行了一期特辑（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由张申府策划，封面是罗素像和预告这位“世界的大哲学家”即将到访的消息，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写的《罗素》14。紧接着的第8卷第3号上，他又发表了《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罗素显然看过这份目录，他在给自己的一个法国得意门生的信中说：“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12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通过这份目录及其所附前言，张申府为自己造就了“中国罗素专家”的名声，然而他更系统地钻研罗素的科学与社会学思想还是在1926年以后，除了十余种译文外，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包括《自由人的崇拜》、《罗素论原子新说》、《罗素自叙思想的发展》、《申府与罗素》、《罗素的演绎论》、《关于罗素》、《罗素论西洋文明》、《罗曼·罗兰与罗素》、《罗素的新书》、《祝罗素七十》、《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等。值得指出的是，给他带来最大政治麻烦的那篇《呼吁和平》，也正是受到罗素反战思想影响的结果。在那篇惹祸文章刊出之后还不到两个月，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围城”内的张申府在一个创刊不久的无名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共产党掌权之前的最后三篇文章15。在题为《理性与狂妄》的第二篇文章中，他企图诉诸罗素的理性回应过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盟友们，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行为作最后一次辩护16。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罗素于1920年10月8日抵达上海时，张申府就是到场欢迎的中国学界代表之一，后来他们又在北京多次会晤并将通讯联系保持到196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保存的“罗素档案”中，有一封罗素于1962年9月17日致张申府信的副本，该信是答复张申府对其90寿辰的祝贺的，信中写到：“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147] 在罗素去世之后，张申府在罗素研究方面仍是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架势。在1979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一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到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139]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对罗素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数理逻辑的痴迷，而他能够早在1914年就踏进这个曲高和寡的领域，要得益于那时在数学与哲学之间的游弋，他的兴趣得到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冯祖荀的支持。1920年赴法之前，罗素曾为他写过一封介绍信，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数学家尼确（Jean Nicod）。张申府后来就此事回忆道：“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位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123－124] 后来他又对罗素的另一名气更大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感兴趣，1927年将其《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名为《名理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在德国的时候，经常从柏林跑到哥廷根去，据他说是为了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会面：“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 张申府是否具备同希尔伯特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的资本是值得怀疑的17，他如下的叙述却更为可信：“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是思想高超的人物”；“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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