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

滔滔地从弗洛伊德讲到罗素，指出性是一切人类事功的必要起点，社会革命若不能伴随性意识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反之性的禁忌将会破坏崇高的事业，哪怕这些事业打着政治革命和浪漫爱情的旗号。他开出的社会学处方可谓一剂猛药：承认性和追求性满足的正当，在满足个人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从事社会事业的创造[60-61]。“整个20年代，张申府不停地指出，倘革命只意味着阶级和制度的重新整合，这革命将注定失败。此外，他也没有放弃他五四以来的信念，即在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斗争中，妇女是站在第一线的。”[9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罗素信徒”的《自白》中，针对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关于他与刘清扬关系的议论，张申府震古烁今地辩道：“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所以，所有这些什么‘同居丈夫’、‘同居妻子’的起哄都是无聊透顶。”[此据英文翻译，19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于张申府来说，1928年以后的几年是革命高潮消退的时代，他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大学教授和报纸编辑，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妇女与性问题的机会，先后发表了《性的艺术同性的自由》、《妇女与革命》、《男女的相喻》等文。在第一篇文章里，张申府再出惊人之语，提倡性的自由而反对恋爱，因为他认为解放了的“女性会堕入一个新的陷阱中，这叫恋爱”；“这种情景，是根本与性的自由不相容……如果总是如胶如漆恋着，那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在第二篇文章里，他借用数理逻辑的概念，重申“社会革命只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分条件”；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英国生物学家海尔登（J. B. S. Haldane）关于试管婴儿的预言30。第三篇文章原系罗素新作《婚姻与道德》的书评，值得注意的是张申府在文中介绍了一对德国夫妇关于“性支配”和“性差异”的最新研究，涉及到男女如何克服互相反感的问题。[91-96]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些文章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因为从这段时期直到40年代，张申府在生活上正亦步亦趋地模仿罗素，不断地制造风流韵事。其中最轰动的是同北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孙荪荃的恋情，他们从《大公报》的读者与编者通讯（张申府时主该报《世界知识》栏目）开始相识，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发展到高潮。孙是“一二九”北平学生大游行的两个总指挥之一（另一人是姚依林），张申府则被认为是后台老板竟至后来被捕入狱，孙参与营救不遗余力31。1937年前后，张申府又同自己的一个中国大学的前学生董桂生好起来，后者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同行同宿，并为其承担文秘工作，为此刘清扬和孙荪荃都同他闹过；此事对后者的打击尤大。后来他又将董桂生介绍给另一位学生为妻，自己则回到刘清扬身边，为此董亦感到极度的伤心。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长生殿》）张申府在回忆这些往事时神情坦然，就象是在讲述一些有趣的冒险经历，他甚至把自己保存的几位女友的情书（包括骂他的绝情信）拿来示人。他在文革中所写的材料中承认自己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1980年已是87岁的他面对采访者仍然如是说：“我有三个弱点，这就是我终生追求的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20年代我刻了一个章，就是刻了这三好。这三好我从没有放弃……爱女人给我的麻烦就更多，象刘清扬和其他女人。这三好确实使我难为情，但我不能自拔，没有办法。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他的客人的反应是：“他享受他的弱点，至死不悔。”[19-21] 我则不禁想起了罗素的“三种激情”，猜想至少在张申府的潜意识中有此一比3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五医治记忆的创伤

舒衡哲（Vera Schwarcz）是美国Wesleyan大学东亚研究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她从1979年底开始，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对张申府进行多次采访，又花了若干年时间整理与核对材料，最终完成这本《张申府访谈录》，英文原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33, 译者李绍明将其翻译成《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可以说非常到位34。 (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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