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靖华和他的两本书

这场革命，就是起始于六十年代末的地学革命。许靖华以“格洛玛·挑战者”号考察船的大洋钻探活动为主线，通过他的亲自经历，介绍了深海钻探计划（DSDP）的全过程，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开始的“地学革命”及板块构造理论的发生和发展，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生动的书。
“格洛玛·挑战者”号自一九六八年夏天启航，开始了深海钻探计划，至一九八四年结束。如果不是数以千计，至少也是数以百计的人参加了它的航行。各航次的报告加起来超过八十卷，每卷厚达千页以上。许靖华描写了一批在地学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包括他的老师、朋友、同事和学生，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传记性的。尤其是他强调了他在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失误。
他在中译版的“寄中国读者”中写道：在科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解。有人认为科学“真理”是绝对的，而科学实践只不过是观察、测试和数据处理的总合。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实践。科学研究是一个思考过程。科学行动则是推行某种思考过程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些思考过程的有效性，进而修正和改善这些思考过程，以期达到更高的认识。像一切科学实践一样，科学的判断力取决于个人的经验、信仰和情绪。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或者说我们全体，在我们的专业经历中，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科学工作者应当有虚怀若谷的精神，敢于摒弃先入之见，敢于摆脱对错误思想的感情上的依附。
当然本书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了给人类思维以深刻影响的地学革命。在地球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即十八世纪末叶地质学的奠基时期和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地学革命。在地质学奠基以前，人们对地球历史的解释充满着《圣经》的神秘色彩。《圣经》上的洪水成了一切疑难的最终答案。十八世纪末，詹姆士·哈顿的地质学是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均变论强调物理规律的不变性，宣布了与以《圣经》为最后依据的传统观念的决裂。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加上莱伊尔的均变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均变论所向披靡。哈顿的理论本来是根据地质旅行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却逐渐滋生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前半期，地质学家们用自然状态（或条件）的永恒性替代了物理定律的不变性，从而引伸出“海陆永恒”的统治性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固定论”。
在地学革命以前，地质学争论的焦点是大陆漂移说。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认为：陆地曾经连接过，但不是通过后来沉没的陆桥，而是大陆间的直接连合，永存的不是个别的海盆和陆块，而是整个海陆的面积。魏格纳在他的《海陆起源》中，从大西洋两岸的地质的吻合性出发，复原了地质历史时期的海陆分布，说明大陆向西和离极漂移的两种趋向。如果没有“格洛玛·挑战者”号，如果没有深海钻探，那么这一学说不会得到验证，地学革命也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
许靖华曾是传统固定论的信徒。在一九六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登上了“格洛玛·挑战者”号，得以置身于随船科学家的行列。正是经过这次航行的实践。他接受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完成了“从梭罗到保罗”的转变。由于这一观念的转变，他被一些同事指责为传统固定论的叛徒，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科学的良心促使他面对事实，接受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大踏步向新的目标走去。
这并不是一本海洋地质学教科书，而是记叙了人类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并催生了认识自然的新思想。正是由于许靖华参加了这次带来地学革命的实践，在大量事实和发现中，尤其是关于恐龙灭绝原因的新发现，使他产生了对达尔文主义的怀疑。在书的最后，他写下了一段富有哲理性和预见性的结语：
格洛玛·挑战者号的成就，证明了海底扩张，促成了板块构造学说的诞生，结束了一场地学革命。那么，我们是否正在目睹生物科学的一场新的革命呢？达尔文在总结他的进化论时，受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那弱肉强食的年代，他目击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然而，如果恐龙灭绝的天外原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演化的速度和方式。加拿大渥太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戴尔·鲁塞尔告诉我，恐龙的灭绝是在它的极盛时期。如果不是由于地球与一个天体的偶然相撞引起了突然的出乎意料的环境变化，它们本来是可以继续发展，赢得这场生存竞争的胜利的。今年（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鲁塞尔，他给我看了一个假想的塑料头盖骨，那是由他的助手制作的。如果恐龙不是由于白垩纪末期灾变而为哺乳动物所取代的话，这个头盖骨也许能成为一种具有当代人类智慧的动物的头盖骨呢。
在《大灭绝》一书中，许靖华用通俗活泼的文字介绍了生物演化的科学事实。他描写了自十八世纪末恐龙化石出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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