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户晓。身处这样的氛围，我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情，遂口占一绝：

攻书
闻鸡起舞夜不寐，谁解攻书个中味？
勿叹朝露能几何，中流击水气方锐。

记得是年（1977年）冬天，国家宣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林兰英研究员的研究生，选学半导体材料专业，并按规定办理了报名手续。我开始打开《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物理》教材，认真地复习了一段时间。前者没有艰深的数学，还比较容易对付。后者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开设时，因为数学和物理基础知识准备不够，本来就学得十分吃力，眼下更变成难以肯动的硬骨头了。
正在我犯难之际——大概是年末岁初吧——恰好报纸刊登了一条短小的消息：著名学者于光远等联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现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对我来说，这可真是救命的及时雨。我知道，自然辩证法是文理兼容的专业，正好适合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不论在眼下的应对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看看考试科目，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除了政治和外语两门公共课外，还考哲学和自然科学（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生物学任选一门）。我当机立断，马上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写信，请求变更报考单位和专业。不长时间，我就收到变更办妥的信件，并按时拿到了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准考证。
在我决定改考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时，距开考日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机不可失，时不我与，必须以破釜沉舟之志，快刀斩乱麻。政治一科，说是考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块，外加国内外时政大事，这不易按部就班地准备，随便找些书翻翻，主要靠平时肚子里装的存货抵挡吧。哲学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也没有什么参考书，只能凭已有的积累应付了。关键是高等数学和外语。幸亏前者我此前按照大学的教科书复习了一阵，大体上熟悉了。只是书中高等代数部分，因为在学校时没有学过，一时难以自学和消化，也无多余的时间慢慢啃了，干脆放弃算了。至于外语，俄语和英语要记忆的单词都很多，语法又特别复杂，想在短时间里拿下来，可能性不大。没有好马，只有骑驴上阵了，将就着考日语吧。因为日语语法不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暂时不用多记单词，现成的汉字词汇连记带猜毕竟省事得多。
考试是在县城的铁路小学举行的，由县教育局组织实施。全县参加考试的大概有数十人（该县境内有几个部属大工厂），有两三个教室作为考场。这次考试，我抱着试一试，碰碰运气的态度，澹然面对，泰然处之。说来也怪，这样反倒没有一点压力，就像平素写信一样自由。政治和哲学就按自己的“内存”和理解，知道什么写什么，怎么理解就怎么答。对于日语试题，凡是日译汉的，我大体都做对了；凡是汉译日的，我基本上没有回答——也没有什么后悔药好吃的，本来就来不及练习，本来就打算放弃的嘛。只是在考高等数学时，打开信封一看，傻眼了，给我寄的是普通物理题。我一点也没有复习，怎能做出来。我随即向监考老师说明了原委，他说你把情况和意见写在试卷上，我们自然会与招生单位立即联系的。
我没有过多的奢望，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照旧过日子。谁知道，一个多月后，高等数学试卷寄到县教育局。有关人员电话通知我前往应试，考试就在他的办公室进行。对于微积分和级数一类的题目，我大体都答对了，但是那些矩阵和行列式试题，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得零分了。
也许是好事多磨，6月底，我收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寄来的赴京复试通知书。我打点好行装，按要求带上卧具，于7月初乘火车到达北京。到京的复试者共有36人，据说是从200多名报考者中初选出来的。我们住在原北京林学院教学楼的大教室里，该院在文革中迁往外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环境化学所和半导体所三分其校。在复试期间，我们才知道和于光远联名招生的导师还有李宝恒（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主编）、查汝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罗劲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科技组组长）、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有位复试者不认识最后一个名字，脱口念成“何炸麻”，从而留下一段“佳话”。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考分，但是我已经知道我的成绩排名第六。现在，我已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知道各门科目的具体打分——政治84，日语58，哲学56，高等数学73，平均271÷4＝67.75分。
复试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实际上，真正的复试仅有一天时间，那是在建国门内哲学所的大会议室进行的。考生谈的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设想，导师问的多是一般问题而非专业问题。复试的主要内容是，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并就此座谈讨论，写出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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