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学习小结。这次讲习会规模特别大：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名科学技术人员、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与会，吴文俊等23位专家和学者就自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和前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等议题做了专题学术报告。在这次讲习会期间，还组织了多次座谈会，比如各省、市、自治区联络员和积极分子座谈会、建立科学家和哲学工作者联盟座谈会、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教材编写和教学经验交流座谈会。研究生院给我们购买了月票，我们每天往返于肖庄（北京林学院原址）和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之间，虽然辛苦点，但是收获颇大，心情也十分愉快。尤其是，我对自然辩证法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更加坚定了以自然辩证法作为终身追求的志趣，决心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参加复试的同学们。
复试结束后，我从繁华而充满生机的首都北京回到贫瘠闭塞的黄土地，又干起手头例行的活计。我知道录取的希望很大，但是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在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之前，任何可能的意外都会发生。因此，我一方面在工作单位保持低调，另一方面设法谋求第二条出路。在赴京前，我给陕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搞外文翻译。该所热情邀我去西安测试。他们给我一篇英文文献和日文文献，让我当场翻译其中的两段。他们十分满意我翻译的质量和速度，表示乐于接纳我为情报研究人员。我坦诚相告：如果我未被中国科学院录取为研究生，我将立即办调离手续，到新岗位赴任。
耐心等待了一个多月，北京方面还没有音信。大概是9月下旬了，我打电话询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对方查阅了一下，高兴地告诉我已被录取，近日就发函件。我的那颗悬望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新的事业和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说起来挺奇怪的：我当时确认事情是真的，可是在事情真正成真之后，甚至在我从事自然辩证法工作多年之后，我多次在梦中对现实并不信以为真，身心老是在西安和陕西转悠，真真切切地觉得还是在老地方干原来的事情。
由于是文革后首次招收，加之当年录取的人数不多，所以上研究生在当时还是件新鲜事和稀罕事，尤其是在我所处的小地方。记得我工作的富平县那年只有一两个人考取，此举轰动了县城，激励了来者，听说翌年报考的人数大为增加。我考取的消息在家乡户县也不胫而走，起码成为县北老乡谈论的一个话题。当然，两地的人们并不知道我所学的专业，就是知道了，也不理解那是干什么的。
记得赴京报到是在10月10日。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共招收14名研究生，初试成绩在我前面的三位同学因故未被录取。我们的正式专业名称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这至今仍然是我的主攻方向。三年后，除刘伯颖、陈昌晔、周佳奕出国，柳伯廉又回母校华南师范大学转学数学外，其余10人都顺利完成硕士论文并获得学位。他们的名字和论文题目是：王国政（探索宇宙奥秘的一个突破口——黑洞物理的发展和意义）、周寄中（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朱熹豪（维纳和他的科学思想）、曹南燕（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余永龙（论德尔布吕克早期的生物学思想）、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刘二中（图灵的计算机科学思想）、杜云波（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李昆峰（杜布赞斯基与现代进化论）、李伯聪（论扁鹊和扁鹊学派）。这些同学以及当年那些参加初试而未被录取的同学（他们或找到称心如意的新工作，或次年考取了研究生），现在大部分还活跃在自然辩证法界，其中不少人是该领域的中坚力量。
1981年10月，我毕业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工作。1985年5月该社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我在该所的科学哲学研究室供职并负责。1991年5月，我随《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直工作至今。25年来，自然辩证法自始至终是我的所爱，我与我的所爱朝云暮雨，丝毫也没有朝秦暮楚之意。记得我刚一毕业，就利用手头积累的资料，为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撰写了《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书稿，这本处女作于1983年11月出版。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与我现在回忆的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在时间上相去甚远，在内容、意义和影响上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同样令我激动。我不知当时取此书名，是否与本文包含的寓意有相通之处。

（原载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卷（2004），第5期，第105~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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