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的。“从那时候起，相关的研究起码进行了二三十项，而这始终是一个颠簸不破的事实”。
我们常听说妊娠期的某种作为导致了糟糕的结果，对于支持胚胎决定论的科学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希望的新领域。
改变行为的力量
以控制体重为例。如今的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胖，这种全民超重的趋势是到子宫内就开始被编写的吗？哈佛药学院的一些研究支持该观点：妇女在怀孕时胖得越多，孩子三岁时超重的几率就越高。另一个研究则指出，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后代的少年时期。与孕期体重正常的母亲生的孩子比较，肥胖的怀孕母亲生出的孩子更容易超重。
当然，孩子会跟母亲分享一样的饮食习惯和基因，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超重应该怪罪于妊娠期呢？研究者也想到了这点。于是，他们找出超重母亲生的孩子，把他们与母亲减肥后生的弟弟妹妹作比较。后面生的孩子继承的是同样的基因，而根据观察记录，他们的吃喝习惯也跟前面的孩子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子宫内孕育时的环境。在2006年一期《儿科月刊》（Pediatrics）的研究报告中，母亲减肥后生的孩子，超重的几率比他们的哥哥姐姐要低52%。到了2009年，针对同一组观察对象的另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比起母亲减肥前生的孩子，后面胎儿的身体对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处理程式都更为健康。”报告的作者之一卡尔（John Kral）,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医学教授说。尽管后面的胎儿仍可能携带超重基因，但他们在母体中的经历，使得身体的新陈代谢有了个健康的起点。“在超重问题上，子宫内环境可能比基因和后天的生活习惯更重要。”卡尔教授认为。因此，帮助妇女在孕前和孕中控制体重，可能是把超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最好方法。
胚胎决定论同样可能帮助某些家族摆脱遗传病。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比马印第安人(Pima Indian)，是世界上得Ⅱ型糖尿病几率最高的人，其他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糖尿病率同样很高，这无疑跟某种基因成分有很大关系。但一项从1965年就开始追踪比马部落的研究指出了另一个病源：在怀孕期间，母亲的高血糖导致了胎儿新陈代谢系统发展的紊乱，这才让他有了糖尿病和超重的倾向。这也为医学控制打开了一条门路：“如果糖尿病人在怀孕时可以严格地控制好血糖值，我们就能成功降低她的孩子遗传糖尿病的几率。”研究者之一，科罗拉多大学的达贝莱亚（Dana Dabelea）教授说。
甚者，对于这种孕期重要性的认识，还会改变人的行为。内华达雷诺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本尼谢（Daniel Benyshek）曾采访过亚利桑那州的原住民群落。他发现，许多认为糖尿病是不可抵挡的遗传病的人，在了解了胚胎决定论的说法后，生活方式更加积极了。“在怀孕期间的一点改变，就能让我的孩子很大程度地避免遗传病。这种想法让许多妇女积极地节食和锻炼起来。即使她们不能持之以恒，但至少坚持九个月就能有个结果，这还是非常值得做的”。
空气的影响
让纽约贫民区的孩子有机会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是佩雷拉（Frederica Perera）一直在努力的目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健康中心的负责人，她三十年前就对污染对胎儿的影响感兴趣。
当时佩雷拉正带领着一项关于成人癌症与环境污染的研究。“我需要一组观察对象，用来跟研究中的成人个案作对比。这组对象必须完全不受污染的侵蚀。”她随即灵光一现，新生婴儿不就是最理想的人选吗？然而，当拿到新生儿脐带血的分析结果时，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实验室的分析程序一定搞错了！“分析结果令我非常吃惊。这些本应是纯净无瑕的样本，已经有了被污染的痕迹”。
从那时候开始，佩雷拉和同事的目光开始投向了怀孕妇女所受的废气污染。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500位居住在曼哈顿上城的孕妇佩戴上了一种同样的装置，在两天内只要外出就开启着它。每个装置中都有一个空气检测仪，在持续不断地测量多环芳烃（PAHs）—一种来自汽车尾气、香烟和工厂的污染源的数值。
检测仪显示，这些妇女100%都在怀孕期间接触了PAHs。她们的孩子出生后进行了脐带血化验，结果有40%的孩子的DNA由于多环芳烃而受到了轻微损伤，这种损伤以后将增加他们患癌症的几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到高度PAHs污染的孩子，在三岁时认知发育迟缓的比率是其他孩子的两倍以上；在五岁时，这些孩子的IQ测试分数也比其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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