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引起的重症感染也就几乎无药可治。
所以说，“超级细菌”的真正威胁在于“耐药性”的传播，而非“致病力”的强弱。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国发现的两株携带NDM-1基因屎肠球菌属于革兰氏阳性菌，而此前报道的“超级细菌”如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多属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携带NDM-1基因在国际上还属首次发现。这表明，耐药质粒的传播范围之广已经超乎人们想象；抑或是，NDM-1耐药基因早已经在环境中普遍存在。
近日，此前在《柳叶刀》上报道“超级细菌”的科学家Timothy Walsh，又在其最新的研究中发现：在新德里收集的一百多个下水道样品中，就在十余个样本中发现“产NDM-1耐药菌”，这表明，携带有耐药基因的质粒已经在环境中大量存在。除了此前广为人知的院内感染，社区感染将可能成为“超级细菌”传播的又一途径。
深层次问题
在我国已经检测出的三株“超级细菌”的患者中，无论是宁夏的新生儿，还是福建的死亡病例，都没有在海外就医的经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接触过国外的“超级细菌”携带者。除了我国，在马来西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原发病例。
这些超级细菌不是海外输入，那么它们来源在哪里呢？
再进一步，为什么印度、巴基斯坦会成为“超级细菌”最先发现的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
事实上，无论印度、巴基斯坦，还是中国、马来西亚，出现原发病例的国家都是人口众多、卫生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抗生素滥用现象尤为严重。除此之外，我国和印度还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国。
在发展中国家，卫生条件的恶劣，以及医疗设施的不足，使得大量低收入人群，不会选择到医院去看病，而是想当然地买些价格低廉的抗生素，用于治疗，或是预防疾病。即便去了医院，由于医疗水平所限，诊断设备不足，临床上普遍存在抗生素的“误用”和“滥用”。加之，发展中国家药品管理制度并不健全，药品流通环节存在假药、劣药，药品使用环节缺乏有效的处方药管理。医生为了保证疗效，往往会主动增加药物剂量，或直接使用二线、三线抗生素治疗普通感染。
在媒体都在以“印度新德里”命名“超级细菌”的时候，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恶劣医疗卫生条件，而这恰是出现“超级细菌”的深层次问题。至于印度“新德里”，只不过是恰巧最早在此发现而已。
最新一期的《柳叶刀》也在文章“Ⅰ型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中指出，印度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观，远比抵御“超级细菌”更为重要。
发展中国家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普遍存在，并使其成为“超级细菌”的发源地。随着人口的迁移，国际交往的增多，尤其是跨国医疗旅游产业的出现，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超级细菌”疫情又会波及全球，并最终成为全人类健康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加强监测
抗生素的滥用引发“超级细菌”的出现，这一观点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在如何抵御“超级细菌”的问题上，近来出现了“抵御超级细菌重在限制抗生素生产”的说法。
抗生素的生产企业是整个抗生素产业链的起点，也位于滥用抗生素所产生的利益链的最顶端。似乎，限制抗生素的生产、斩断滥用抗生素的利益链，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耐药菌出现的问题。
实际上，自然界中本来就广泛存在着耐药基因，这些耐药基因是可以通过质粒在细菌间传播。抗生素的滥用只是加速了耐药菌的出现，而并非耐药菌产生的根本原因(见《南方周末》8月19日第28版报道)。更何况，控制抗生素使用的关键在于合理用药。加深对滥用抗生素后果的认识，临床上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自然会减少抗生素的市场需求，达到抗生素限产的效果，而不是靠限制抗生素生产，来延缓耐药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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