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她对DNA结构的发现做出了主要贡献，但在诺奖颁奖前五年去世了，没有机会获奖。
评选标准 我们只看科学本身
新京报：如今，研究更多是集体的智慧结果，而非个人的成就。但诺奖的名额依然只有三个，这会不会令授奖比以前更难？
格荣：的确。越来越多的大的团队研究出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很明确地辨别出个体的成就。但大团队科研将是未来可能要考虑的方面，或许我的后继者会遇到这方面的困难。但现在还没有。
新京报：医学研究和制药产业密切相关，评委和评选如何保持与产业的独立关系？
格荣：我从未听说任何制药产业试图游说评委。对于利益冲突，评委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排除任何可能的影响。对此，我们非常小心。候选人也可能是与产业合作的，但这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不会考虑谁赚钱，谁不赚钱了。我们只看科学本身。
新京报：近三十年来，全球制药界都趋于市场化，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制药业为富人服务，却忽略了贫穷地区的疾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格荣：我们奖励基础的发现，这些研究可能会变成各种疾病的药物，所以我们不会去判断药物是给欧洲还是北美。但我同意你说的，在一些疾病如赤道疾病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所幸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努力，很多组织都在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它们中某一天会出现重要成就，或许未来某一天能得到诺贝尔奖。这方面过去的研究太少了，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出现，这是好事。
个人观点 我偏好DNA双螺旋
新京报：你觉得诺奖医学奖历史上做出了哪些错误或者遗漏的选择？
格荣：我们看看医学奖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有着好几处被质疑的决定。20年代对癌症起因的研究可能是最受质疑的，因为没有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核实，他们下结论太快，应该等待更多的数据。1949年对间脑研究的奖励是另一次争议性的决定。
近些年来，质疑者往往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信息，要不就是不理解我们的评选标准。比如，我们奖励谁第一个做出了发现，而不是谁是首席的研究者。领导一项研究可能会让你有名，但并不一定给你带来诺奖。再如，我们不授予终身成就，只授予开创了一项重要研究的人，哪怕他们在获奖时可能没那么知名。当然有很多人会失望，但科学界有这么多杰出的科学家，我们没法给每个人都颁发诺奖。
新京报：中国有能力拿诺奖了吗？
格荣：我只能说，我知道中国在很多科学领域都有着强劲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我供职的机构中，也有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回去了。我也知道中国在新的实验室上投入了很多，事实上我自己的实验室就和中国的实验室有着合作。
我们的评选也和中国有着联系，向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出推荐邀请信，推荐中国科学家。我们联系全球各大洲的专业机构，接受推荐。如果南极洲出现了一个医学院，我们也会发出邀请信邀请推荐的。
新京报：回顾诺奖医学奖的历史，你个人觉得哪项发现是最重要的？
格荣：整个医学生理学奖的名单十分杰出，作为评委代表我没法单独指出哪位更杰出。但就个人而言，我最偏好的还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一些早期的发现如疫苗、胰岛素和抗生素我也觉得很重要，但就基础性研究方面，DNA结构的发现无疑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今年的物理学奖颁给了一位曾经获过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怎么看那个奖？
格荣：能看到一个人获得两个奖这很棒，为什么不来点乐子呢？盖姆教授真是一个天才。
【人物名片】
格荣·汉森Goran Hansson
2009年开始任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评委会秘书长和发言人至今，对评选有一票投票权，并对外宣布得主名单。曾任该评委会主席3年之久，担任诺奖医学和生理学奖评委达12年之久。2007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同时，他是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一员。目前在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进行心血管医学研究并任教。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发自瑞典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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