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他的同胞爱德华· 詹纳把一种天花疫苗公诸于世——是一系列疫苗和抗生素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些药物，再加上更优良的营养条件与卫生环境，导致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人均寿命翻了一倍，从35岁延长到今天的77岁。只有极端乖僻的人才会把这种形势视为悲观：“医学的发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福大学种群生物学家保罗· 埃利希1968年写道。
埃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使他成为当代马尔萨斯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埃利希预言道，“数亿人民将饥饿而亡”，并且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人口增长这颗恶性肿瘤……必须切除，”埃利希写道，“自愿方式行不通，就采取强制措施。”此言一出，美国的命运岌岌可危。虽然语言辛辣，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语言辛辣，这部作品得以成为畅销书，就像当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一样。而且，这一言论同样被证明只是一枚炸不响的哑巴弹。当时，结合高产种籽、灌溉技术、农药和肥料的农业革命已经开始，导致粮食产量翻倍。如今仍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大规模的饥荒已十分少见。
但有一点埃利希说对了，那就是，随着医学拯救众生，人口必将飞增。二战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援助下，发展中国家迅速注入了一股预防医疗力量。青霉素、天花疫苗、滴滴涕(尽管后来引发争议，但仍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等，转瞬间通通登场。印度的人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增长到现在的64岁，中国则从41岁延长到73岁。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本有可能在幼年夭折，如今他们都活了下来，并有了自己的后代。这就是人口暴增蔓延全球的原因——因为众多将死之人被救活了。而且，妇女一度保持高生育率。在18世纪的欧洲或者20世纪早期的亚洲，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但实际上其后代仅取代了她和配偶的位置，因为多数孩子都活不到成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后，夫妻们最终会减少生育后代的数量——但这一转变通常需要经历至少一代人的努力。当今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可保持人口恒定；而在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更替生育率”则要更高些。出生率与死亡率渐趋平衡的过程中，人口已然暴增。
人口统计学家把这一两段式的进化过程称作人口转型。各个国家在其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这一转变，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国家若完成这一变迁，就等于从自然手中争取到了至少一部分生杀大权。全球人口暴增是种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其作用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人怀疑人类文明能否抵抗得住。但实际上，当埃利希拉响警报时，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顶峰。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已开始以前所未料的速度骤降。从那时起，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超过40%。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如今正席卷全球。在不同国家，这一现象始于不同时期。法国属于最早的一批。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贵族妇女可充分享受性事，但同时生育子女不超过两个，她们依靠的办法与列文虎克从事研究时采取的方法相同：体外射精，也叫性交中止。各村庄的教区文书记录中显示，18世纪晚期，这一风潮已传播至农民阶级。19世纪末，在缺乏现代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法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3个孩子。法国人口研究所的吉勒· 皮松说道，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避孕手段，而在于观念的改变。启蒙运动以前，“生育后代的数量由上帝决定，人们无法想象自己也能掌握决策权。”
其他西方国家最终赶上法国的势头，二战开始时，欧洲部分地区和美国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然后，经历了突然涌起的“婴儿潮”之后，又出现一场锐减，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措手不及。他们原以为，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妇女们会维持足够的生育量，以保证物种的延续，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生育率下降至1.4。“据我所知，妇女压根不关心物种更替之事。” 乔尔· 科恩说。
婴儿潮过后会给国家带来两种重大经济效应。首先是“人口红利”——几十年的时间里，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壮大劳动者行列，需靠人供养的老幼人口也相对较少，因此有大量余钱可作他用，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随后，第二种效应开始出现：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们原以为可长期维持的人口发展秩序，却成了一场被迫终止的狂欢。美国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去年，法国为推迟退休年龄发生罢工，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供养老龄化的人口。“2050年的时候，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吗？”位于海牙的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负责人弗兰斯· 维勒肯斯自问自答道：“答案是否定的。”
工业化国家历经几代人的时间，生育率才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低，而当这一转变开始在其他地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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