剂量也是被仔细重建的。”在广岛的放射线影响研究所(RERF)任副主任医师的伊万·邓普(Evan Douple)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癌症的患病记录、肿瘤组织的记录、死亡证明以及医学检查共同构成了研究中的可靠资源。同时，仔细重建的身体放射量测定与生物剂量测定法结合，也成为研究中的可靠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得科学家获得了世界上迄今最为可靠的辐射剂量与健康影响的对应关系。
邓普及其同事在最近出版的《灾难医学和公共卫生准备》“核准备”特刊中综述了过去六十多年的研究对此产生的认识。
但核爆中的辐射与当前福岛核事故的辐射的重要不同是，前者中人群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次性受到全身辐射，而后者的辐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人吃下核污染的食物后还会从身体内部遭到辐射。因此，此前对于核爆造成的健康影响的研究于今天的情况有多大借鉴意义，科学家并不能确定。
与福岛事故更为接近的事件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但遗憾的是，科学界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人体影响缺乏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前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没有及早公布数据，而可靠的辐射暴露剂量测量又是外界很难获得的，也包括来自数个国家的科学家的研究没有得到很好地组织协调，或是研究经费不充足。
“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大部分研究都很不幸地没有完成。”哥伦比亚大学放射学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布伦纳(David Brenner)说。
另外，从科研上来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广泛散播的放射性物质，尽管包含了大量的碘-131，但它们的剂量都太低了，科学家很难将其所引发的疾病从“背景诱因”所引发的疾病中分离出来。所谓“背景诱因”，包括诸如化学的、生活方式、遗传等因素。
与“背景诱因”相比，辐射只是一个弱的致癌物。“所以，即便你预测一个因切尔诺贝利事故而造成的全欧洲人的癌症死亡数，那个数字也会很小，极难测量。”邓普说，“因为诸如吸烟之类的混淆因素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背景癌症’。”
有没有一个门槛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1990年曾经完成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显示生活在核电厂附近的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因为辐射而升高。现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想要利用20年来的科技进步对此重新做一次研究，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会议便是为此设计研究方案。但许多科学家对这次会议并不乐观，认为会议不大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在科学界，对于低剂量辐射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放射毒理学家安东·布鲁克斯(Antone Brooks)认为，能够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辐射是有一个“门槛”的。“到达中国的放射性物质的量和辐射剂量都会非常小，对人群造成的健康影响是测量不到的。”布鲁克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生活在日本的人当然有更大的核暴露的可能性。”
但是，在他看来，只要在“门槛”之下，人体自身的DNA修复机制和选择性地让受损细胞自杀，能够很好地应对辐射对DNA的破坏。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在进化的历程中就生活在辐射的海洋里，身体知道如何处理低剂量(的辐射)。”
美国范德堡大学的医学教授约翰·布易士(John Boice)最近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可以拿一个低剂量，乘以数百万的人，然后得出风险预测。——我们说，不要这么做。不要把一个微小的剂量乘以数百万然后说会有几千人死亡。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误导性的、杞人忧天的。你所处理的(辐射量)比有证据表明会产生影响的辐射量低了好几个数量级。”
但布伦纳则持有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门槛”并不存在。在他看来，辐射破坏DNA，而哪怕是一个受损细胞，都有可能成为癌症的种子，癌症的发展可以历时数十年。
一方面，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整个反应堆的外壳损毁了，大火把堆芯的大部分送入了大气，与福岛事故非常不同。但他同时认为，科学家现在谈论福岛事故对人身体的现实影响“为时尚早”。“我们可能需要进行长期的健康研究，如果存在健康影响的话，它们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是不会显现出来的。”布伦纳说。
从对广岛和长崎核爆幸存者的研究来看，白血病的发病率确实是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上升的。邓普也说，从放射线影响研究所的数据来看，发病率与辐射量呈线性关系，一直延伸到低剂量的范围。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主任比尔·摩根(Bil Morgan)也对《自然》杂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DNA的修复机制不是100%完美的，即便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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