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的程度。无论是按照解剖学、生理学，还是遗传学的标准，人类这种灵长类动物，既不是典型的“雌雄配对结合”，也不是“锦标赛类”，无法归入前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只能无奈地居于两者中间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人类堪称灵长类动物的标准：我们极具社会性，与社会交往相关的诸多能力是人类智力中最为发达的部分。对我们这样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可能搞不懂一个表示传递关系的复杂数学公式，但很容易弄明白：如果C听命于B，而B听命于A，那么当A出现的时候，C最好翘起屁股匍匐前行以示服从。我们能在极为复杂的社交场景中灵活应对，并且分得清是否有人违反了某条社交规则。一般来说，我们更擅长发现欺骗别人的人，而不那么擅长发现过于慷慨的人。而且，人类拥有无可匹敌的面部识别能力(facial recognition)：我们大脑皮层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中甚至有一块区域，专门负责这项功能。
人类进化出来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脑，在自然选择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帮助我们提高自己感知社交对象心理状态的能力，在社交中占据上风，熟练地吸引潜在伙伴和支持者。在美国人之中，年轻人社交智慧的高低，比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的分数，能更准确预示其成年后职业生涯成功与否。
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社交智慧首屈一指。关于灵长类动物进化的社会化大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基于如下事实：在各类灵长类物种中，新皮层(neocortex)在大脑中所占比例与该物种社会群体的规模存在对应关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中这一对应关系更为显著(传统社会中的群体大小就是一个例证)。换句话说，人类大脑中最能代表灵长类特征的新皮层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试图搞清下述情况：谁跟谁合不来，谁将跻身统治阶层，谁和谁正在私下里胡闹……并且在这一探求过程，大脑中的新皮层得以不断进化。
而在今天这个与远古时代差异极大的环境中，我们需要适应；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和习性都是在遥远的狩猎采集时代被塑造出来的，它们都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在的环境。现在，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与出生地相距千里之外的地方；在迪斯尼乐园的“飞跃太空山”前排队时，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比祖先们一辈子见过的人还要多。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甚至会在看着某人的照片时，就产生欲望冲动，即使连那个人是谁都完全不了解——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这可真够怪异的。
超越进化局限
我们人类一手创造出的、还在繁荣发展的现代社会，与远古时代相比早已面目全非。这就表明，摆脱自身的束缚正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我们惯于突破极限。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挑战人类这一物种的局限，而科学则是其中最新、最陌生的领域。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所发生的各种巨变都是科学的直接产物，在这些巨变中，人类对自身局限的突破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古代那些驯化改良了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人们，可以称得上早期遗传学家，他们的成果曾使食物产量出现革命性增长，而如今却成了地球自然资源的严重威胁。
除了这些具体的突破，从更抽象的层面上来看，科学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规范，怎么才能更好；科学也改变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正是因为科学，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平均身高有所增长，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取得的分数也有所提高；同样拜科学所赐，每个运动项目的世界纪录最终都会被打破。
尽管科学已经突破了很多领域的既有边界，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突破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多少改变。无论人类的预期寿命有多长，我们仍然得面对死亡，仍然会有某个排名头位的致死因素大肆横行，仍然会哀叹至爱亲朋过早地离我们而去。至于说人类在平均意义上变得更聪明、更高大、在运动项目中表现得更好，可是谁又在乎平均值呢？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希望自己比其他人更好。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嫉妒，喜欢比较，对相对值的兴趣更甚于绝对值。这是因为，我们的感觉系统常常并不直接报告某个刺激的绝对值，而只告诉我们其相对于周边其他刺激的相对值。例如，当某种颜色附近伴有“补色”(比如红色的补色是绿色)时，我们视网膜上的细胞会对这个颜色更敏感。也许我们都想做聪明人，但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比周围的人更聪明。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运动员，同时也引发了一个关于人类的古老问题：你要跑得多快才能不落入狮子口中？答案永远是：跑得比旁边的人更快就行了。
尽管如此，在遇到疑问或挑战时，科学往往要求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对此，我总结了四种类型。其中第一种与科学时常显露出的缺乏社交性的特性(asocial nature)有关。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某些由个人单独进行的科学探索，比如某个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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