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平凡生活，非凡人生(图)

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记录。
　　“核武”专家变成大学教授
　　1969年，“文革”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研究所也未能幸免。一天，黄祖洽刚领导完成一种型号氢弹的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一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
　　在“干校”里，他从事过各种劳动：播种、收割高粱、养猪，甚至干过建筑小工。虽然身体疲惫，但豁达乐观的他却借助这难得的放松思维的机会，从新的角度对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进行了反思。
　　黄祖洽意识到，年轻人的基础不够扎实，而当时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培养也有很大局限性。同时，文革时期学校秩序被打乱了，这也使中国人才培养面临“断层”的危机。后来他回到研究所，在做研究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年轻人的培养问题。
　　1980年，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不久后，作为《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作者之一，他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时，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结果他出人意料地接过了教鞭，核武器专家变成一名大学教授。
　　2004年，黄祖洽80岁生日那天，许多著名科学家前去祝寿。其中有不少他过去的同事、甚至下属，都被授予了两弹功臣的荣誉，而他却因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这项至高荣誉失之交臂。
　　许多人替他抱不平，而他自己却并不遗憾：“当初我做这些工作，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感兴趣，而并不因为做了它就可以当功臣。当不当功臣又怎么样呢？”
　　“党员就该做好本职工作”
　　变成教授的黄祖洽，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因为他严谨求实，不懂之处，能虚心地向学生请教，丝毫不以为耻。
　　1982年3月，他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名叫丁鄂江。他介绍说，这个学生从北大毕业，受“文革”影响，受的教育不很正规，但通过自学，基础很好，而且做学问的态度好，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黄祖洽的指导下，丁鄂江在课题上大获成功，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随后又去挪威读博士后，做浸润相变的研究工作，回国以后起到学术带头作用。此后师徒二人合作多年，经常一起讨论，互相学习、启发，还合作编写了《输运理论》和《表面浸润和浸润相变》两本书。直到如今，逢年过节，丁鄂江还会发来问候。
　　此后，他还带过很多博士研究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坚持不懈，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
　　他喜欢和学生聊天，更欢迎学生提问。课后他常被学生团团围住，时常有些应付不来。“有时学生提问我答不上来，只好先回家查资料，下次再回答。这也促使我不断学习。”他笑道。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在科研教学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996年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的科技进步奖。2000年以后，他又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和“北京市优秀党员”。
　　如今，87岁的他仍坚持在讲台上。“党员就该做好本职工作。”他淡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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