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式教育的危机

课间的时候，大一新生彭仲天托着电子辞典走上来：“我注意到，您刚才在课上说琐罗亚斯德教又名景教。或许是口误吧，但景教可不是什么琐罗亚斯德教，它另有所指，您请看！”
　　
　　电子辞典上的字体比任何人的字体都更标准和毋庸置疑：“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里派的别称……”
　　
　　彭仲天本来可以先把辞典上的方块符码通过那个叫做“记忆”的程序复制到大脑的信息存储区，在知识领域里完成一个最为中国学生所擅长的简单再生产的过程，然后以知识所有者的身份对我进行纠偏。但他似乎不屑于此等羞辱性的重复劳动，他只是把辞典拎上来：事实性知识的出示完全可以由电子产品来代劳。而电脑可以胜任的东西，为什么要烦劳高贵的人脑呢？——人脑理应从事更有创造性的活动。况且，就知识的仓储功能而论，人脑也远不是电脑的对手。
　　
　　对于在纸质媒体时代完成学业的我来说，彭仲天托着的岂止是电子辞典，那分明是来自信息时代的骇人的提示：就知识的存量言，我半生的学历教育，无数的光阴荏苒，冬念三九夏诵三伏，竟不抵手掌大的一本电子书！换言之，电子辞典上极其轻松的一次键盘输入，就可以对我任何领域的知识库存进行甄别审核。每每想到我在课上的每一个事实陈述都可能被彭仲天们在电子辞典上进行这样居高临下而又随意便捷的审核，不由得热汗生焉。
　　
　　如果知识只意味着事实陈述，而与价值判断无涉；如果对待知识的态度只能是消极的接受、记忆与储存，而不伴之以反思、质疑、推理与创新；如果知识的传承只是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衍生性的扩大再生产，那么，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手，就可以取代所有的学科体制。进而，如果这套百科全书可以制作成电子辞典——显然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么，即便从便利的角度，按下几个字母键的知识出示过程也不会比到大脑的信息存储区去搜索来得更费时费事。
　　
　　我们的教育方式正是在这里遭遇了正当性的危机：在辞典和百科全书电子化或电脑化的时代，我们却在一如既往地把学生培养成活体的辞典或人质的百科全书！设若一个人的教育周期无限，这种教育方式至少为我们节省了电子辞典的费用，甚至，基于博闻强记的口若悬河还具有上流社会沙龙美学的价值，或在演说政治下推动领袖魅力的形成。但在教育周期有限的现实下，辞典式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辞典式教育遵循的是“熟能生巧”的体力劳动原则，它征用受教育者除大脑之外的几乎全身器官：口部肌肉群和声带的过度使用，头悬梁锥刺股的肉体折磨，因重复抄写而扭曲变形的手指，躯体有节奏的前后摇摆，使劲揉太阳穴，痛击大脑的物质外壳。它体现的甚至不是石油时代被空前降低了强度的体力劳动，它体现的是体力劳动在历史上最不堪的状态，即强迫性的奴隶劳动。这种劳动不乏肢体上的紧张，却体会不到引为精神劳动特征的内在的紧张感；自由思考的愉悦，创造的激情与超越，理性远征的险象环生与别有洞天，智力冒险的困顿与狂喜，都是它无缘感受的；它无选择地被受教育者体认为人生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挣脱，决不能像真正的精神劳动那样用以安身立命。
　　
　　辞典式教育的归宿是各级各类考试，其终极成就是在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获得金牌。这种竞赛的命名再度确认其体力劳动的属性，竞赛规程来自对体育竞技的简单挪用：既定规则与既定目标，规定动作与规定分数，标准步骤与标准答案，既不允许独辟蹊径，亦不走向未知结论，唯一重要的是时间或熟练程度。这种封闭的智力操练过程与真正开放性的智力创新毫无相似之处——它简直就是为了扼杀人的创造本能而设计的，而只有开放性的智力创新才通向诺贝尔奖。如果这个关于知识再生产的比附继续成立，那么，诺奖所代表的知识扩大再生产应与奥赛所代表的简单再生产存在有机的衔接，简单再生产应该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奥赛冠军应该成为诺奖最具潜力的未来候选人。
　　
　　不幸的是，在信息时代的知识领域里，不能体现扩大再生产原则的简单再生产将被取消知识生产的性质，一如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一个只满足于简单再生产的企业将不具有现代企业的性质。两者的关系不是不相关，而是负相关，易言之，我们的教育越是投入于奥赛冠军的培养，我们与诺奖越是无缘。
　　
　　因为我们在奥赛上的成功会强化我们对辞典式教育模式的认同，掩盖其与时代严重脱节的危机，从而拉大与通向诺奖的现代教育理念的距离。到美国插班读小学的中国孩子个个堪称天才，他们在当地学生还依赖手指头的自然个数进行四则运算的时候已能靠熟记乘法口诀迅速得出答案了。然而，到高二、高三的时候，这些记不住乘法口诀的美国学生已经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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