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源于需要

科学研究必须深深扎根于社会生产斗争的需要，扎根于群众社会实践中。恩格斯说得好：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和17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段话是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必须时时记住，否则就可能迷失前进的方向。
　　
　　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是不会湮没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教会的摧残，结果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奥地利博物学者孟德尔（1822~1884），对植物遗传作了88年实验，发现了生物的遗传定律。他的成果发表在1865年《博物学》杂志上，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他死后16年，即1900年春，在几个星期内，接连出现了得弗里斯、科伦斯和丘歇马克三人的论文，他们都根据实验重新发现了孟德尔所发现的定律。这样，孟德尔的工作便又活跃在人们的心中。19世纪初，一些数学家认为连续函数至少在某些点上可以微分。然而，1860年德国的魏尔斯特拉斯（1815~1897）作出了一个处处不可微分的连续函数，这在数学中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实早在1830年，捷克的波尔查诺（1781~1848）就已作出了类似的例子，但他的原稿在1920年才找到，1930年发表，从写出到发表经历了一个世纪。
　　
　　恰当地选择研究题目，正确地决定主攻方向和路线，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措施。选题不当，就可能浪费毕生精力，一事无成。
　　
　　科学中有一些重大进展，几乎同时地为几个人所独立完成，例如：
　　
　　微积分学：牛顿、莱布尼茨；
　　
　　进化论：达尔文、华莱士；
　　
　　非欧几何：罗巴切夫斯基、高斯、鲍耶、史威卡特、塔乌里努斯；
　　
　　发现海王星：勒威耶、亚当斯；
　　
　　热功当量：罗伯·迈尔、焦耳、亥姆霍兹；
　　
　　相对论：爱因斯坦、彭加勒。
　　
　　怎样解释这些现象呢？
　　
　　在科学发展的大道上，每一个时期都有一套挑战性的题目，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在生产斗争、社会斗争或科学本身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必然产生的。这些问题大都经过许多人长时期的努力钻研。然而，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一定的条件。等到条件成熟时，一个问题同时被几个人突破，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选择研究主题时，主要应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以及本学科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此外，还要适当注意是否可能解决的主、客观条件。理论联系实际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我国的科学工作具有这方面的优秀传统，指南针、纸、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以及张衡的地动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都是和社会实践的需要紧密相结合的。
　　
　　巴斯德由于实际需要而研究啤酒变酸和蚕生病的原因，发现这主要是细菌活动的结果，由此建立了细菌致病的学说。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越是抽象的学科，就越要努力从实际中吸取营养和力量。瑞士的欧勒（1707~1783）是18世纪卓越的数学、力学工作者，也是最多产的作家，他的科学著作多达756项（一说为886）。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他的全部工作中。为了制造海船，需要力学根据，他就研究力学，成为分析力学创始人之一；为了用天文方法决定船只在海洋中的位置，他就研究月球运动，1753年他出版了《月球运动理论》。为了观察星球的运动，他又研究光学和天体变色镜、显微镜。他从实际需要中选择研究对象，并以实际为师。正因为如果此，他的立足点高，活动面广，路也越走越宽。这样，他就能走在科学发展的大道上，而不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琐碎问题里，从而使他的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实际的承认，具有较长时期的生命力，而不是转瞬即逝的过眼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