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国际军控活动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第一、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I、II），禁止生物武器国际公约（BWC），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CWC）等一系列国际协议。这无疑反映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导潮流，中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现实是严峻和无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军事大国依*核威慑的基本战略并未改变；核化武器依然拥有庞大库存；武器与技术扩散趋势尚在继续；世界范围内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不断制造破坏性事件。核化生威慑与风险的现实存在不容忽视，不可低估。
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兵器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拥有的巨大破坏能力，对全球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将是长期性、灾难性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军备竞赛，高峰时，美国拥有30000个核弹头，苏联拥有40000个核弹头，至1996年底，美俄两国仍拥有38000件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器总量的95％以上。近一时期，国际核军控进程严重受阻：主要核大国迄今拒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核禁试条约，并坚持推行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军事大国核武器小型化，次临界实验等核武器改型和改进研究仍在进行；印巴两国在1998年又先后进行了核试验。一系列事实警示人们，目前确有可能诱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出现战后第二次“核冷战”时期，加重全球性的核威慑阴影。
化学生物武器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另一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核武器的破坏能力最大，但化学生物武器实际使用的风险却高于核武器。在禁止生物武器国际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已进入实施阶段的“后公约”时期，相关的国际核查及监督措施将使化学生物武器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是，美俄现存的庞大化学武器库的彻底销毁尚待时日，军事大国潜存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优势仍将长期保持，不稳定地区化学生物武器扩散态势也相当严重。因此，21世纪的化学生物武器威慑仍然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存在，只是其威慑形式将逐步由“常态装备威慑”转变为 “隐性战略威慑”。根据国外一些军事分析家的观点，未来化学生物武器威慑及风险有可能以多种形式发生：第一，未来如果发生军事大国对抗冲突的极端情况，使用化学生物武器的风险将在比过去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出现；第二，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其他武力冲突的历史情况表明，目前频繁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国家内部冲突中，化学生物武器威慑及使用风险确实存在，武装冲突中诱发的次生性核、化学灾害事故及生态破坏亦极为严重；第三，国际及集团性恐怖活动中利用化学生物武器及其材料的情况日趋严重，7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上百起有关化学生物武器的恐怖活动事件，最重大的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中，死亡21人，中毒达5000余人。一些事件证明，现代社会条件下，极端主义集团或恐怖分子获取化学生物武器材料及技术并不存在特殊困难，恐怖活动正日益成为一类新的化学生物武器风险源。新的军事技术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也是影响未来化学生物武器威慑特性的重要因素。例如，精确制导化学生物武器可更有效的发挥化学生物战剂的威力，化学生物战剂也能提高高技术兵器的打击范围和威力效果。某西方专家曾对此评估： “当化学生物战剂与导弹联姻之时，将会产生在实际和心理两方面都是大规模破坏性的武器”。还须注意到，现代生物科技的重大技术进步可能为新类型化学生物战剂的研制提供基础，有关毒素武器、基因武器的研究已经见诸报道，这极有可能改变现有化学生物战剂谱系的范围和概念，对化学生物武器的防护提出新的重大挑战。
上述情况表明，在未来新的形势下，核化威慑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可能完全消除，而其内涵与方式则可能会发生特殊变化，面对新形势下的核化威慑，必须强化核化防护能力，提高核化防护水平，以应付更复杂的要求和新的变化与挑战。正因为如此，进入“后公约”时期以来，许多国家均多次宣布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持和提高其对化学生物武器的防护保障能力。例如，美英调整重组化学生物武器防护研究机构；美国组建本土及海外的化学生物武器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部队及全国民防体系，并于今年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全国性演习；日本为加强对化学生物武器对策研究和开发研制相关装备，在防卫厅新设立“特种武器研究官”及“研究本部”等。这些事实表明了各国普
遍对未来化学生物武器威慑的严重关注。
中国是历史上化学生物武器的重大受害国。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累计使用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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