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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何裕民是上海中医学院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对这场争论记忆深刻，因为上海中医学院的师生当年对这场上层论争高度关注。中医存废首当其冲者，是他们这一批青年中医的前途。五六十年代，西医技术推广的同时，国家医疗政策是开展“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这种近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式方针的重点是以“投资少成本低”的中医深入到这个国家基层防疫的方方面面，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1958年，国内的中医专业人士超过50万，到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何裕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传达下来’。”何裕民说。中医失势，何裕民们的前途和出路的确是更现实的矛盾。况且，中医和西医在经济收益上的分野已经渐露端倪。70年代，广设中医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医院和中医们供多于求，他们又没办法参与供不应求的急诊市场的竞争，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不仅迅速走俏，西医手术和借助医学仪器的诊疗收费也明显比中医更好地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尽管当时的国营医院还未必能从中嗅出未来市场化生存的残酷，但国家财政逐渐退出医疗领域而带来的“饭碗”问题，对整个行业，对这些即将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却 页码：[1] [2] [3] [4] [5] [6] 第3页、共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