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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38岁的钟先生则是体制文化里幸存下来的一分子。这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经过在北京的十余年打拼与沉浮,如今已是一家国有企业里的正处级干部,有房有车,丰衣足食,心宽体胖。钟先生说:“刚到单位的时候,我也是一热血青年,满脑子光荣与梦想。时间久了,慢慢就窥出了门道,像我们这样的单位,你光会闷头干活儿不行,还得学习潜规则,为自己创造职业平台。这还只是一个阶段,等你到了一定的位置上,你就会明白,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升迁,如果行,那就抓紧时间努力奋斗,如果不行,那意味着你只能到此为止,努力也白搭。”三年前,钟先生如愿以偿坐上处长的位置,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个单位已经不可能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虽然一度产生过另谋高就的想法,但到底习惯了现有的环境,遂留下来采取无为而治,中庸度日,倒也处之泰然。“我38岁,正属于‘上有老下有小,找工作嫌你老,想退休嫌你小’的状况,很尴尬的。到外面去奋斗,意味着重新开始,指挥人惯了,再去看别人脸色,我不习惯。再说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在哪里干活儿不是工作,想想还不如留在体制内有保障。这单位养老的人多了去,反正也不多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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