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然后便看到那只猩猩。”她只是远远地、不甚真切地瞥到一眼。“我们赶上围观渔民的当儿，它已经走了，尽管我们爬到邻近的山坡上，还是没能再看见它。”但她注意到，附近一棵树上有个用折下的树枝铺成的猩猩巢，并且将这一情况记录下来。这份资料，这最初的巢穴，开始了现代野生生物学最具重要性的伟大传奇之一：珍·古道尔及同僚50年来对冈贝黑猩猩进行的坚持不懈、无比详尽的研究。
颇具神话色彩的科学史记载了这一传奇旅程中的精彩瞬间和标志性事件。年轻的古道尔女士初来乍到时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资历，甚至连本科文凭都没有。这位天资聪慧、干劲十足的英国姑娘毕业于一所文秘专科学校，打小就热爱动物，并梦想着在非洲进行动物研究。古道尔家生活拮据，家中女人挑大梁，见不到男人的影子。在冈贝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她与困难艰苦斗争，试图建立一套方法体系，却因为发烧(极有可能是疟疾)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期间她在山林中徒步行走了许多公里的路，却没能看见几只黑猩猩。直到有一天，一只下巴上长着灰白胡子的雄性老年猩猩，出人意料地向她表示了试探性的信任。她把老猩猩命名为“白胡子大卫”，在它的帮助下，她观察到三种颠覆体质人类学常识的现象：黑猩猩吃肉(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它们是素食家)，黑猩猩会使用工具(把植物茎干插入蚁穴捉白蚁)，还会制造工具(剥去茎干上的叶片)——最后一样被人视为人类智能的独有特点。这三项发现中的每一个，都进一步缩短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在智力与文化上的差距。
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对黑猩猩制造工具能力的发现，在人类学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制造工具之人”的说法占主导地位，几乎成为对人类的规范定义。路易斯·利基对珍的消息感到震惊不已，他写信对她说：“如今，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工具’，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把黑猩猩列入人类范围。”这番话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对人类本质的思索进入新阶段。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应该记住，那就是，这三项最受称誉的发现，不管其具备革命性与否，都是珍在野外考察的前四个月里实现的。她起步很高，但对于她在冈贝的工作，却不能用这么短的标尺来衡量。
冈贝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珍·古道尔对人类的“重新定义”，而在于她为野生猿类的行为研究建立了新的、极高的标准，在关注个体特征的同时着眼群体行为模式。她创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建立起一套草案与规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她在科学界与黑猩猩群体间搭起一座桥梁，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当时女性的能力范围。冈贝项目在多个层面上得到扩展，经受了危机的考验，所发挥的作用是珍和路易斯·利基始料未及的，所引进的研究方法(卫星测绘、内分泌学、分子遗传学)和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动物行为研究的领域。比如，不需捕捉或接触猩猩，便可采集粪便标本，对标本进行分子分析，可带来有关猩猩之间遗传关系的新启示，并在某些猩猩体内发现病菌。然而，在这一科学壮举实现50周年之际，一个尖锐的讽刺仍然萦绕在其中心——我们对冈贝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就越为其延续生存的严峻形势感到忧心。
有两样发现尤其令人担忧，一个是地理问题，另一个是疾病问题。人类最热爱、研究最深入的黑猩猩种群被隔离在一片孤岛般的栖息地上，这片生境范围太小，无法维持猩猩群的长期生存。同时，如今有些成员看似正死于猩猩艾滋病。
从野外生涯一开始，珍·古道尔就一直面临如何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以及根据观察到的行为可做出何种推断的问题。在她结束第一个野外考察季后，路易斯·利基告知她下一个塑造其职业生涯的伟大设想：他将帮她拿到一个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项目。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博士学位都让珍可望不可即。首先，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其次，她一直立志成为博物学者，或者记者，但“科学家”的头衔是她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动物行为学(ethology)是什么，”她前不久告诉我，“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它指的就是对行为的研究。”被剑桥大学录取之后，她马上发现，自己与学界前辈和权威专家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得知自己之前的做法全然错误，让我颇为震惊。以前的做法被全盘否定。”当时，她已获得在冈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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