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附近人类身上感染的脊髓灰质炎)，导致六只猩猩死亡或失踪，另有六只局部瘫痪。两年后，一种呼吸道疾病(流感？细菌性肺炎？)蔓延开来，白胡子大卫和另外四只黑猩猩失踪。1987年，又有九只黑猩猩死于肺炎。这些事件反映出，猩猩极易受到人类所携带病原体的感染，同时也说明冈贝的科学家们为什么对传染病的研究课题极为关注。
这种关注因公园边界外发生的环境变迁而升级。数十年来，周边村民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艰苦斗争——从陡峭的山崖上砍木柴，在山坡上种植作物，旱季时焚烧草场和灌木制成肥料，生儿育女并努力将其喂养成人。20世纪90年代初，森林砍伐和腐蚀把冈贝国家公园隔离成一座生态孤岛，受到人类的三面夹击，第四面则是坦噶尼喀湖。这座孤岛上生活着大约一百只黑猩猩，按照保护生物学标准，不论怎么说，这一数量也不足以组成能够长期生存的种群——无法规避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也无法抵挡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而这下一场疾病，可能比脊髓灰质炎更具传染性，比流感更加致命。珍意识到，除了继续对人类深爱的、即将走入绝境的猿类种群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做出些别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除了涉及黑猩猩，还应当考虑到当地人。
她在附近的镇子上遇到一个名叫乔治·施特龙登的德国农学家，并在他的帮助下建立坦噶尼喀湖集水还林与教育计划(TACARE)，该计划在1995年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24个村落中开辟苗圃。计划的目标是扭转山坡不断荒瘠的局势，保护村庄水域，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帮助村民种树，最终把冈贝与远处的一片片森林(其中一些也有黑猩猩居住)重新连接起来。比如，冈贝以东大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叫做奎坦加的树林，其中居住着一小群黑猩猩；东南方大约80公里外，有个叫做马西托-尤加拉的生态系统，给养着500多只黑猩猩。如果通过建设森林走廊，可以把其中一个区域与冈贝连接起来，便可增强基因流动、扩大种群，从而使猩猩群大获裨益。但同时，它们也可能因为互相接触而传染疾病。
不论怎么看，这都是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珍和追随者们谨慎且耐心地一步步前进，在社区合作、减少植被焚烧和天然林再生等方面已经取得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
造访冈贝的第二天早上，在珍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不定期居住的房屋上方，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我碰见一群黑猩猩。它们沿着山坡闲晃，悠闲地找寻早餐，大部分时间在地上行走，偶尔窜到牡荆树上摘食深紫色的小浆果，看起来对我和坦桑尼亚研究员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群猩猩中有些成员的名字，或者至少其家族史，为世人所熟知。有小魔怪(梅丽莎的女儿，珍刚来时，梅丽莎还是只年轻的雌猩猩)、小魔怪的女儿盖娅(背着只幼仔)、盖娅的妹妹金光、帕克斯(因食用同类的肉而恶名昭著的派琴之子)和福芝(范妮之子，菲菲之孙，弗洛之重孙。深受爱戴、鼻子丑陋的女家长弗洛因珍的早期作品而知名)。同时还有泰坦，一头15岁的大块头雄猩猩，仍处在生命的上升期。
冈贝国家公园规定，不允许近距离接触黑猩猩，然而有时会出现的棘手状况是，得防止黑猩猩接近你。身材魁梧的泰坦自信满满地大步流星而来时，我们都躲到一边，让它昂首阔步地从近在几厘米的地方擦肩而过。泰坦一辈子都在与无害的人类研究员、他们的笔记本和检查单打交道，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另一件反映黑猩猩对人类司空见惯的事实：小魔怪在小道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大便，之后金光也排泄了一通。它们刚晃悠着走开，一名叫做参孙·谢德拉克·平杜的研究员立马戴上黄色乳胶手套上阵，他蹲在小魔怪纤维丰富的橄榄色大便旁，用塑料小铲取一些放入标本试管，在标签上注明日期、时刻、地点和小魔怪的名字。试管内装有一种叫做RNAlater的稳定剂，能够保存各种RNA(比如逆转录酶病毒的RNA)，以备之后进行遗传分析。研究员们每月都要从尽可能多的黑猩猩个体那里搜集粪便，装入试管，这些试管之后会运往比阿特丽丝·哈恩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实验室，十年来，哈恩一直对冈贝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进行研究。
黑猩猩体内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在学术上称为SIVcpz，是HIV-1的前体和源头，而HIV-1正是导致世上多数艾滋病案例的罪魁祸首。(同时还有HIV-2。)尽管命名如此，但此前，还没人发现SIVcpz导致野生黑猩猩免疫系统衰竭的现象——直到哈恩把自己的分子遗传学专业知识与冈贝的长期观察所得数据相结合。实际上，以前人们认为SIVcpz对黑猩猩无害，这样的推测让人心生疑问：这种病毒是怎样在人类世界引发致命流行病的？或者说，为什么会引发？无害的猩猩病毒是否经历了几场重大突变，从而成为人类杀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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