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或附着在人们的衣服、鞋及其他私人物品上进行迁移。
人类与臭虫的斗争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已发掘出3500年前，古埃及法老王时期的臭虫残骸。事实上，这种斗争关系的出现时间久远得多。一些专家推测，臭虫的祖先是蝙蝠身上的寄生虫，后来转移到人类身上，而这个过程可能发生于人类的穴居时代。当人类祖先从游牧生活方式向永久定居方式转变时，臭虫与人类的寄生关系就固定了下来。在气候温和的纬度地区，冬季的来临会抑制害虫的生长。由于对冷敏感，臭虫的种群数量会在温暖月份内增加，在寒冷月份减少。
在杀虫剂发明之前，我们的先辈使用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来控制臭虫数量，有时甚至会尝试现代社会不允许的危险做法。例如，1777年的一本“害虫控制指南”建议，在床铺周围的裂缝中点燃火药以驱赶臭虫(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使用这种方法只是为了“报仇”，还是说具有实用价值)。据说，把某些植物，比如苦艾及藜芦，放在“适量尿液”中煮沸，也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或者说，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迫使人们换个安全或干净点的地方睡觉？)。砒霜、氰化物及其他有害化学物质也曾是人们对抗臭虫的“武器”，但收效甚微。更常见的做法是，人们会对屋子做一次“大扫除”——把沸水和煤油泼在床架的死角，扔掉草垫、褥子等。这种做法能暂时缓解虫害。
20世纪初，欧洲及北美地区的建筑物普遍开始使用中央供暖系统，臭虫迎来了“美好年代”，它们的生长不受季节的限制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 DDT问世之后，人类才真正从臭虫的烦扰中解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DDT首次用于保护美国军队免受蚊子侵扰，同时，人们发现DDT对臭虫也具有良好的杀灭作用。与市场上其他方法迥然不同的是，DDT的效果持续时间很长，这意味着单次使用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短短几年内，这些害虫几乎从美国、西欧及其他发达国家中消失。不幸的是，人们发现DDT及类似化学物质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这种物质可能与其他环境因素一起，使某些肉食性鸟类濒临灭绝。因而在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和销售DDT。
不过，即便DDT被禁止使用，臭虫也到2000年左右才卷土重来。学者们为臭虫的这次回归提出了多种解释。部分人认为，虽然在时间上，臭虫大军的重新崛起并未与任何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吻合，但由于在某些地区，臭虫一直没得到控制，而随着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交流增多，臭虫就可能转移，出现在臭虫一度被消灭的地区，并在那里“生根发芽”。而另一个影响力更大的因素是，东西方国家间的交流也在增多，而各国内部的人口迁移同样日趋频繁。
DDT之类的广谱杀虫剂被针对性更强、效果更好的诱饵和喷雾剂取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臭虫逃过灭顶之灾，因为这些诱饵和喷雾剂主要用于杀灭蟑螂、蚂蚁及其他城市害虫。人们的贫富差异甚至也可能促进了臭虫的传播：当一个漂亮完好的沙发因为藏了臭虫而被遗弃在路边，需要它的家庭就可能把它带回家继续使用。耐药性是臭虫死灰复燃的原因：它们是最早发展出DDT耐药性的害虫之一，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珍珠港就出现了耐DDT的臭虫(事实上，虽然有些工作人员主张重新在卧室中使用DDT，但现在的臭虫很可能已经对DDT产生了耐药性)。如今，DDT已被其他杀虫剂取代，但在世界范围内，不少臭虫种群也对这些新型杀虫剂产生了耐药性。上述因素，再加上人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家有臭虫，阻碍了虫害的有效控制，从而导致臭虫的大范围流行。
搜寻臭虫
在数千年前就有文字记录的臭虫从是令人生畏的“敌人”。不过，研究者们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更好的方法，及早发现臭虫的藏匿地点。臭虫很小，白天通常是藏起来的，因此很难发现并消灭它们。准确找到它们是一个关键步骤——实施杀灭措施后，确认没有漏网之鱼同样很关键。最近上市的检测工具中，最简单的一种称名为“爬升昆虫拦截机”(Climb Up Insect Interceptor)，由一个带有一圈凹槽的浅碗状物(本质上是由两个塑料碗铸合而成)构成，放置于床脚下。这种陷阱装置能让我们知道臭虫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出现在内碗壁上，说明它们来自床铺；如果是在外碗壁上，就可能来自屋外的其他地方。但当臭虫较少，或藏在床头板后面时，这种工具就可能无法检测到。
还有一种新型检测设备，则是利用臭虫寻找人类宿主的机制所做的一个陷阱。该设备既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