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真话—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中的传记

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

该书的主人公自然是沃森和克里克，书中将两位关键人物的性格描绘得非常生动，研究的动机与过程也交代的很清楚。沃森给了克里克很多赞美的笔墨，尽管当时的克里克年龄比自己大，学位比自己低，也不怎么受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的喜欢和其他科学家的赏识，在学术界还默默无闻。学物理学的克里克和学生物学的沃森都受到了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两人合作进入DNA领域研究无论在学识、性格上都有着明显的互补。

《双螺旋》中的配角是苦干实干的、在实验室测取数据的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这两位合作者的关系若即若离，远比不上自己和克里克两人的和谐。书中对富兰克林的描述不乏轻蔑，威尔金斯的形象也比较迂呆。还有远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鲍林。沃森把鲍林看成是可怕的对手，一直很神经兮兮地担心目标会被鲍林捷足先登。按照沃森的说法，如果鲍林不把注意力过多地给了政治社会活动而是专注于DNA结构的研究，也许沃森和克里克就败在了鲍林的手下。
沃森坦诚地表明，自己不需要写一本“事后诸葛亮”式的传记，否则就无法展示其个性。他强调个性，因此，“我试图再现当时对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根据DNA结构发现之后我知道的一切做出评价。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却无法真实地反映出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体现为年轻人的狂妄，以及所发现的真理应该是简单和美的。”沃森在书中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的野心：拿诺贝尔奖。在他笔下科学研究就是竞争的游戏，赢家才得以名垂千古。研究的动机不只是好奇而已，追求成功恐怕更为重要。在沃森之前，没有科学家能够如此明目张胆地暴露这些“真相”。同时，沃森也是为了澄清一个谣传，因为有些科学家认为他和克里克窃取了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研究结果。事实上，沃森承认自己的发现得益于很多科学家，当然有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X衍射图，有鲍林的模型构造方法，还有伽莫夫和多纳休的研究结果。沃森和克里克无疑是带有明显功利的拿来主义者，或者说是能够聪明地运用综合归纳法的大师。

2 《双螺旋》的出版与争议

其实沃森本来就要把他这本书命名为《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因为沃森的同事都亲切地把它的名字詹姆斯（James）叫成吉姆（Jim）。起初沃森把书交给他任教的哈佛大学出版。后来很多读到《双螺旋》初稿的科学家觉得沃森的直率已经做过头了，认为《双螺旋》抹黑了他的许多同事。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都拒绝该书的发表。克里克尤其对沃森的第一句话表示反感，据说还准备起诉沃森。从此之后，两人再也未能进行过专业方面的联系。

更多的科学家认为，沃森对富兰克林的描述显得过于尖刻、无理。即使在该书的后记里，沃森也不得不花些笔墨来纠正自己的偏颇：“我和弗朗西斯都非常赞赏她正直和宽宏的品格，我们只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逐渐理解这位才女为得到科学界承认所进行的抗争，科学界经常认为女人不能进行认真的思考”，但他仍然没有修改前面的叙述。很多人施加压力，哈佛大学校长终于被迫命令其出版社不得出版《双螺旋》。《双螺旋》不得不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受欢迎的程度出人意料，哈佛大学也因此损失了大笔收入。

1967年沃森接任著名的冷泉港实验室主任一职，逐渐成为美国分子生物学代言人，20世纪90年代沃森成为美国主持人类基因组工程的首位负责人。2000年实验室出版社发行了沃森的新书：《倾情DNA》（A Passion For DNA），这是沃森的一些散文集。书里多处谈到《双螺旋》写作动机与过程。他说：我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写一本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一样棒的书……我有个好故事要讲，如果用心一点的话，或许读起来会像费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的小说。盖茨比在某些方面是个骗子，虽然我没有那样糟糕的过去，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也好不了到哪里去。所以我要在整个故事中把动机的暧昧性清楚地呈现出来。他又说：很重要的是一开始就想到“诚实的吉姆”这个名字。艾米思（K. Amis）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让我捧腹大笑，当然还有《吉姆老爷》（Lord Jim）。所以也许我可以写出一本能和这两本名著相提并论的书。要做到这样，得真实地展现我值得介绍的朋友，我认为他们很有意思，别人或许也会和我一样。

在这本书里，沃森用有点嘲讽的口吻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我白日做梦梦见《纽约客》杂志可能会把《双螺旋》印在“犯罪纪录”的大红标题下，因为有些人认为我和克里克没有权利思考别人的数据而且事实上从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那里窃取了双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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