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真话—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中的传记

的动作慢了一步，这也是沃森和克里克等人能够骄傲地述说自己的发现史的资本。

5 简单评述

克里克在为欧尔比（Robert Olby）撰写的一本关于DNA结构发现的非常详尽的科学史《双螺旋之路（The path of double helix）》所作的序言中认为，沃森的书只不过是他自传的一个片断。沃森不仅是以他所处年代的年轻人的个人眼光描述DNA的发现，而且包括了很多严格说来与主题无关的个人生活的细节。沃森的主要目的是向普通公众展示科学家的人性的一面，这一面虽然在科学家圈子里相互了解，但是普通公众却知之甚少。也就是说，沃森并不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当然，个人记忆的真实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个人的科学经历不是科学家群体的科学经历。沃森的自传只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科学活动的一幅画面而已。

科学合作的作用非常重要。沃森和克里克两人的合作紧密无缝，他们能够共享知识、才能、性格和时间，专心致志于一个问题。而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两人的合作则形同虚设，两人甚至相互间很少说话。威尔金斯与沃森特别是与克里克要多于与富兰克林的交流，与其说威尔金斯是在与富兰克林合作，还不如说是在与沃森和克里克合作。这也是威尔金斯为什么愿意向沃森展示富兰克林的照片的原因。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组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共同体，当然也是荣誉分配的共同体。富兰克林要以一当三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没有在颁奖前去世，在诺贝尔奖中也最有可能被排除在三人名单之外。

就个人性格而言，沃森和克里克属于典型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直率、傲慢、聪明、尖刻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与社交活动中。尤其是沃森，年轻得没有耐心，聪明得少人能及，DNA发现带来的名声使他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和事，因此沃森在自传中把自己的狂妄和自大表现得一览无余。当沃森和克里克的形象被自我的光环夸大之后，其他科学家在沃森和克里克面前就显得暗淡无光。克里克的自传则显得世故一些，用合乎逻辑推理的文字小心翼翼地捍卫了自己和沃森的科学声誉，也间接地批评了那些试图抬高富兰克林的贡献的言论。

富兰克林死后，有少数科学家为她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富兰克林刚死，贝尔纳（J.D.Bernal）等人想为她建立一个纪念基金，但没有成功。富兰克林的上司兰达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认为富兰克林的贡献要大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的合作者之一克鲁格（Aaron Klug）是她最有力的捍卫者。他早年参加了富兰克林研究烟草病的研究项目，在富兰克临死后接替她主持研究工作。早在沃森的《双螺旋》出版后几个月，他就给《自然》投稿说沃森只讲述了一面之词。1974年他又给《自然》撰文说富兰克林很早就得到了双螺旋。1982年，克鲁格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获奖演说中，克鲁格表达了对富兰克林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的欣赏。但马多克斯认为克鲁格对富兰克林的辩护更多地出于个人原因，“通过使他成为她的主要受益者，她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能够为自己和妻子买一处房子并得留在英国到达个人的高峰。他相继变成了阿朗爵士，诺贝尔奖获得者，荣誉勋位拥有者，1995年到2000年皇家学会主席”（P32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对历史真相的辩护对打上了个人情感的烙印，其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

在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对沃森的自传的批评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沃森在背后把“罗萨琳•富兰克林”称作“罗西（Rosy）”而不是“罗萨琳”或者“富兰克林小姐”的细节，似乎表明这是沃森作为男性对女性不尊重的事实。“罗西”成了女性主义者的惯用词汇，它代表着在男性的巨大光荣背后的女性牺牲者或者一个把男孩养大后却被男孩贬斥的刁蛮的继母的形象。无疑这种简单的文本分析法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象很多科学发现一样，DNA结构的发现也存在着有多种可能途径，历史学家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合作，或者合作得晚一些，鲍林、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人都可能先于沃森或者克里克发现双螺旋结构。然而，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一样，受着某种独特和奇异的力量的支配。真实的事实就是这样，即使存在道德上的可疑与争议，沃森和克里克确实象两个一见钟情的恋人一样，携手并肩最先冲到了科学竞争的终点。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沃森著.田洺译.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Francis Crick. What Mad Pursuit. A Personal View of S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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