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真话—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中的传记

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如果沃森没有看到富兰克林那张关键的第51号X射线衍射图，他们两人能那么快地建立起正确的模型吗？这张衍射图对DNA结构的发现起到了催化作用，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等人却集体失忆，把一个死者的贡献独揽在自己的手中而不与承认，这难道不是有违科学道德吗？

4 富兰克林的传记

由于富兰克林过早去世，没有留下自传，外人也无法真正知道她心中的DNA发现过程中的场景。

不满于沃森对富兰克林的负面描述，富兰克林的好朋友安妮•萨耶尔（Anne Sayre）在1975年出版过一本颇有争议的《罗萨琳•富兰克林与DNA（Rosalind Franklin and DNA）》。萨耶尔认为沃森完全歪曲和丑化了富兰克林的形象，那个嗓门尖尖的、不修边幅的、无趣的富兰克林是沃森为了树立自己的科学界英雄的典型而杜撰的对比物。这本书完全站在重塑富兰克林的形象上，把DNA发现过程的关键性贡献都给了富兰克林，而沃森和克里克似乎贡献甚微。由于该书过于强调辩论技巧而不是注重证据，语言过于迂腐而不生动，使得其难读且缺乏说服力。

2002年，英国传记作家布伦达•马多克斯（ Brenda Maddox）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更为中立的、细致的和全面的传记《罗萨琳•富兰克林：DNA中隐藏的小姐(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马多克斯既不打算给富兰克林唱赞美诗，也不去谴责她的竞争对手们，只是通过大量的通信、出版的与未出版的手稿、实验室记录和很多活着的当事人的采访，讲述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犹太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例如，她没有回避富兰克林的爱情问题。

富兰克林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年是在对女性不怎么友好的伦敦金氏学院生物学环境中度过的，在那里她和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结构。威尔金斯虽然已经研究多年，但只有资历却缺乏洞察力和好的数据。正是新来的富兰克林做出了关键性的观察：DNA存在两种不同的形态A和B，得到了这两种形态的最清晰的图片。事实上，在一个周末访问剑桥时威尔金斯把他们的结果透露给沃森和克里克，两人立即开始搭建模型。他们不象富兰克林那样小心翼翼，因此赢得了速度。几个月后沃森回访伦敦，威尔金斯展示了富兰克林得到的非常清晰的形态B的X射线图。回剑桥的火车上，沃森在一张新闻纸的边缘上凭记忆画出了模型图案。两个月后，沃森和克里克向《自然》杂志投出了他们载入史册的论文。

在此传记中，马多克斯很耐心地回答了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女性和犹太人，在科学生涯中确实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剑桥大学期间，女性不被接受为“大学成员（members of university）”，不被授予正式学位。当她在成长为一个有成就科学家并进入国王学院的教员行列的时候，女性不能进入高级教员休息室进行午餐。第二，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沃森是否直接窃取了富兰克林的数据，即她的至关重要的衍射图。但沃森本人也承认，他通过威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林的照片。这个照片启发了沃森，但谁也不能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看到这张照片等于发现双螺旋结构。第三，威尔金斯在未经富兰克林许可的情况下，享用了富兰克林的成果，而且在她死后，没有给她应得的荣誉。第四，富兰克林远不是沃森描写的那样的单一形象。象那些男人们一样，她是一个复杂的人。她活泼，精力充沛，保持者自卫状态，喜欢户外活动，对男女交往有着恐惧感，决断，暴躁，热爱科学。更重要的是，她的短暂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奋斗，一个女性在男性领域里的抗争。

马多克斯对为什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共谋，能够厚颜无耻地抢走富兰克林的荣誉，提供了自己的解释。最明显的是，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女性研究人员处在一个女人不允许踏进资深研究者领域的学院的氛围中。其次，就是反犹太人倾向。尽管富兰克林家族已经是他们的姓名英国化了，但她的叔叔是巴勒斯坦的一个高级官员，她也活跃在一个有犹太信仰的小组中。在一个神学占主要地位的学校里，她有强烈的孤独甚至被放逐的感觉。还有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富兰克林的图片没有正式发表，沃森如果公开承认富兰克林的贡献，等于是对国王学院研究领域的侵犯，也贬低了自己的贡献。

马多克斯认为，“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他的第九交响曲，没有其他人写出。与此相反，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其他人能够发现，可能用不了多久。罗萨琳自己已经接近得到答案了。”正如克里克所说的那样，这只能是“假如”，而历史已经不能再来一次，毕竟富兰克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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