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给测绘设备和测绘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测定火箭发射点的精确重力加速度数据，对火箭的顺利腾空亦是至关重要。大队需要在火箭发射点周围测量大约四个点的重力数据，由此推算火箭腾空时所受到的引力。
“地球其实是一个不规则的椭球体，由于山高坡陡的地形变化，以及地下埋藏金属的密度不同，导致地球表面的重力场数值千变万化。”申慧群解释。
为了挣脱引力束缚，火箭飞行速度高达每秒钟数公里，这种监控需要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测控站“接力”完成，其中既包括设在国内的许多测控站，也包括分布在三大洋上的5艘“远望号”测量船以及若干设在国外的测控站。
各测控站的数据同样依托于测绘大队。如果没有精确的位置信息，测控站便无法捕捉到正高速飞行的火箭。
“火箭在低空飞行阶段，受重力场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我们需要完整的高精度重力场，否则火箭就容易偏离轨道。”高级工程师陆海龙说，“以前这张网上的信息并不完整，大队于1995年到1996年在罗布泊和藏北无人区完成了重力测量，填补了空白。”
实际上，火箭的飞行有着多重保障，不仅有事先提供的重力场数据，而且在进入预定轨道之前的整个过程中，亦有覆盖全球的测控站在不停对火箭飞行路径和姿态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生偏差可以及时调整。
“我们要将技术厂房的地理子午线、重力场等数据提供给他们，以协助技术厂房的测试工作。”朱汉泉说。
载人航天工程大地测量保障的核心工作，就是把“全球测控”的众多大地测量目标通过测量定位，从而为航天器的准确发射和测控提供依据。
“只有测得准，才能打得准”
作为一支和平年代里壮大的队伍，第一测绘大队却有着艰辛甚至堪称悲壮的历程。
一位到测绘大队实习的学员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以为信息化就是坐在屋里敲电脑，没想到还要翻山越岭、挨冻受苦！
初期的苦和累，很多时候是由于技术所限。测绘队员像棋子一样遍撒神州大地的雪山、草地、江河、林海，“双脚走天涯”。
“使用光学经纬仪进行测量的年代，你看不见我就无法进行测量，怎么办？那只能去高山顶上吧，你就必须爬，就可能遇上雪崩。”王俊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种种极端的环境下进行的野外测量，大队有14名队员在测量中牺牲，100多人因执行任务终身致残，更多官兵在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中落下疾病。
所幸，大队在装备上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兵们的付出和牺牲。“早在工资二十几块钱的年代，我们就下重金购置了几万块钱的测绘设备。”王俊勤说。
“1.0版”的野外测量作业是依靠肩扛背驮和毛驴、牦牛的协助，“2.0版”则升级为北京大吉普，今天的“3.0版”已经是野外测量专用保障车，车上配备有电源、工作平台、计算机、打印设备等全套设施。
大队长李海曾经作为军事测绘代表团的成员到德国、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访问，他发现：“他们的测绘队伍拥有的仪器型号，我们基本都有；反而是我们拥有的某些设备和技术，他们没有。”
自主研发的新技术，进一步降低了测绘的劳累和风险。作为大队主要科研成果之一的航空重力测量，也降低了野外测量的艰苦程度。简言之，这套装备在飞机上的系统，可以在飞行间完成大片区域的重力数据测量，替代了原本需要在地面进行的大量测量工作，更获得了来自沼泽、浅滩等原本不可能深入的地区的数据。
1972年入伍第一测绘大队的王俊勤还记得，从前在测绘兵中流行的说法是“测一天，算一宿”——白天在野外测量获取数据后，往往还需要在帐篷里打一夜的算盘才能完成数据的处理。而现在，依靠新的计算机系统，效率的提高不是一星半点。“以前10个人算一年算不完的数据，现在按下回车键之后5分钟就能处理完。”王俊勤说。
“孵化”新技术的不仅有大队自己的科研力量，也有科研院所的合作之功。中国计量科学院、304研究所、解放军测绘学院等都曾是大队的合作伙伴。
“科研院所在一些理论知识上更有优势，而我们在实践上的特长是它们所不具备的，两相结合之后，就能产生很好的效果。”朱汉泉说。
如今，身为团级单位的第一测绘大队已经拥有了在质量和数量上能与科研院所比肩的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所有成果的研发均出于测绘工作的实际需要，而所有的成果也都没有躺在实验室里，而是运用于广阔天地间。
在“认知地球，透明战场，精测目标，实时导航”的战略下，再复杂的技术都指向同一个简单的目标——“只有测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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