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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结构上同时存在政府管辖法定覆盖的空间和社会空间，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可以出现政府不认可性产业，而社会中的一些人、一些非政府组织出于“降低艾滋病所带来损害”的考虑去帮助性工作者，在无法使她们全部改事他业的情况下，使她们尽可能地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的现象，但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却很难这样。
中国从计划经济走来，政府意志至今仍显过强过大，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却尚狭小；当社会已趋于多元，本应有一个整体、高效的政府以平衡、协调不同利益、主张时，政府本身竟不一致，不同的部门决策相互矛盾；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过多地受到了来自外部别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政策开发”的影响，却较少有国内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人群的参与；我们的立法和决策缺乏在事先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及谨慎、周密的论证，缺乏针对本土问题，显现智慧的自主创新，却多了许多“技术层面”的简单模仿。
在性工作者中推行“百分之百安全套”就是这样。从泰国、柬埔寨等国的经验，经世界卫生组织等介绍到中国，1999年卫生部在湖北、 页码：[1] [2] [3] [4] [5] 第3页、共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