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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强调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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