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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日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 页码：[1] [2] [3] [4] [5] [6] [7] [8] 第5页、共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