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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日本，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精英一边倒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 页码：[1] [2] [3] [4] [5] [6] [7] [8] 第6页、共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