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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 页码：[1] [2] [3] [4] [5] [6] [7] [8] 第4页、共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