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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精英一边倒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案。丁表白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的态度，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有人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答曰，“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到1930年代，由于中西医的争论激烈，反对中医更多不是以科学的逻辑进行批判，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丁文江自撰一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与丁文江类似的表白，清末民初以来实在多见。在日本学医出身的郭沫若、鲁迅自不待言，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是火烧赵家楼的旗手，“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表态实可见一时之潮流。
有些人并不特别反对中医，但支持西医的态度却更加坚决。1926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 页码：[1] [2] [3] [4] [5] [6] [7] [8] 第6页、共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