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

钊谋划建党，李又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随后张也赶到上海会见陈，成了北、南两地领袖的联系人。陈独秀曾有一封长信写给张申府讨论建党问题，并就组织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二人的意见，信中特别嘱咐“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张申府，1980，220页] 这里张申府又一次通过自述，把自己放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位置上。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于发展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的经过，张申府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指陈独秀）”；“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张申府还坚持说周恩来入党的动机与意识形态无关，而“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他又说：“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111-115] 这里指的应是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事，时在1924年11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关于周恩来入党动机的说法同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共旅欧组织性质的判断有关。他曾反复向来访的党史研究者说明，早期的中共巴黎小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不是那种列宁式的政治组织。张申府的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呢5？诚然，他的政治回忆中含有自夸和自相矛盾的成分，但是我们看不出存在恶意歪曲历史的意图，他顶多是按照自己的印象在注释历史，并试图在对逝水年华的蒙胧追忆中反刍当年的荣耀与浪漫的理想。这正是张申府之为张申府的所在，也是他无法成为一位真正革命家的原因。即令某种机缘将他一时推上前台，结果还是应了瞿秋白引用过的那句家乡俗话——“捉了老鸦在树上做巢”，这巢是做不成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他记忆中的周恩来倒很象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这与周后来表现出的气质和修养颇为契合，我个人是很愿意相信这样一位可爱的青年“伍豪”的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终其一生，张申府也未脱去其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的书生习气，他记忆中的人与事难免掺杂了经过主观印象滤光后的色彩。试想一下，在巴黎爱歌里路的公寓里啜着咖啡，望着窗外索邦栉比鳞次的屋顶，盘算着下午是去听耶纳的心理学演讲呢，还是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去和朋友们讨论普列汉诺夫，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情调啊。虽然天生带着反骨，但他注定成为不了真正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与他浪漫恣肆的天性格格不入6。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也可谓五味杂陈，虽然敬仰后者的人格并感其每每在关键时刻暗出援手，但是他的心底永远摆脱不了那个“老大哥”情结7。这种情结决定了他当年无法跟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潮流，也不能及时体察身边年轻朋友的变化，通过学习和斗争他们可以将自己锤炼成坚韧无比的共产主义战士。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的“老大哥”心态终于得到报应。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叫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身在柏林的张申府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年轻的革命家们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期间，尽管周恩来、赵世炎等极力斡旋与调解，多数代表还是通过了一项将张申府开除的决议，理由是其目中无人，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当回到柏林的周恩来向张申府报告此事时，后者大发雷霆，反指周在其中捣鬼。周的回答是：“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点打击。”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郑超麟在《记“少年共产党”》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8，后来在接受张申府小女儿张燕妮的采访时又重加证实。郑超麟说：“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13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对自己1925年退党经过的回忆也是绘声绘色。当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张申府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反之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言毕张申府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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