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

大笑，还把“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给人看。到此他还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接着他又比较俩人的家庭：“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17-18]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脱党一年多以后的1926年3月14日，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此文很能说明他的秉性和处事风格。他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此据英著翻译，19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与中共领袖之间的佚事很多，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两桩：一是在北大图书馆时对助理管理员毛泽东的颐指气使——“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者曾在多个场合提起这段另其不快的经历9，而晚年的张申府则不忘以此自我标榜，强调当年“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230]；另一个值得他夸耀的故事是，1922年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发展朱德入党，而代表中共旅欧支部接受申请的正是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张申府自己写的一篇重要回忆录中，叙述了在“四大”上的退党经过之后，他又加了一段说不清是自我批评还是自鸣得意的评论：“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1980，554页] 的确，张申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滚蛋”。不算那些大大小小的私人恩怨，他一生中称得上精彩的“滚蛋”共有四次：1921年从教育部任命的华法教育会，1923年从少年共产党，1925年从中共，1948年从民盟。而最后这一次“滚蛋”，不但彻底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导致早年的倾慕者与他的最终决裂1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数学、逻辑与科学

张申府原名嵩年或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一个官宦家庭，1986年以93岁高龄卒于北京。他常引以为荣的同乡闻人是官至四库总纂的纪昀，实际上两人出生的村庄仅仅相隔十几里11。他承认后者“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穿插，比我来得漂亮”[25]，或许这难得的谦词后面还有忌妒的成分吧。他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被送到北京读初小，两年后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预科未卒业就直接读本科，在文科哲学门和理科数学门之间游走，又提倡“不考试运动”，结果从初小、高小、预科到大本无一文凭。1917年秋为蔡元培相中，被聘到北大预科教书，转年到图书馆工作。然而他既没有如其仰慕的前辈乡贤那样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博学鸿儒，也没有象他的早年好友梁漱溟那样由佛教和印度哲学而成为新儒家的一员；反之，他的问学之途由数学而逻辑、由逻辑入哲学、由哲学到政治直至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弄潮儿。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五四”前后，张申府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任《新青年》编委，又参与《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派刊物的创办与撰稿。他发表文章最多的刊物是《新青年》及其衍生出来的《每周评论》，从1917年到1922年之间就有46篇之多。许多针砭时弊的新思想和欧洲知识界的新动向经他介绍不胫而走，如一战后罗曼·罗兰、罗素等欧洲学者联名发表《告欧洲知识分子书》，张申府立即翻译过来刊在《新青年》上，并名之为《精神独立宣言》：“精神的劳动者诸君，五年以来被军队、被检查吏、被交战诸国的憎恶怨恨所分异离析。散遍全世界的诸同人，今当藩篱方隳、边界重开之顷，我们敢请于诸君之前，把我们亲爱的联合重新成起。”12 由于他读得多，下笔快，文风犀利，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申府与罗素结缘始于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那是1914年，刚入大学本科的他不久就翻遍了藏书楼里除工程技术外的所有书籍，一天忽然发现一本新到的英文精装书，是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45] 后来他又搜寻到更多的罗素作品，从通俗读物《哲学问题》直到非常深奥的《数学原理》。罗素广博的知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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