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如敏感症、哮喘、I型糖尿病、克罗恩氏病、肠易激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症，还有类风湿关节炎、自闭症，等等———都是自体免疫反应不当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经过氯化处理的饮用水、疫苗、抗生素以及儿童时期的消毒环境，在防止感染的同时，也扰乱了人体内部的生态平衡。数百万年中演化出来的人体免疫系统允许一些“老朋友”———寄生虫和细菌———存在，而现在由于它们被粗暴地清除，原来正常的炎症反应消失，导致自体免疫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人体免疫系统会自己开启，对无害的抗原——如花粉、灰尘、猫或某种特殊的食物———过于敏感。
最让劳伦斯感兴趣的是诺丁汉大学免疫学者戴维·普瑞查德教授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1980年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野外研究时，普瑞查德注意到，受北美钩虫感染的病人很少患上种种自体免疫疾病，包括花粉热和哮喘。此后数年中，普瑞查德设立了一个课题，进行了多次临床实验（他自己也主动感染了50条钩虫），检验这一现象。结果表明，少量钩虫的存在似乎可以调节寄主的炎症免疫反应（爱丁堡大学的里克·迈兹尔斯博士后来复制了这一实验，得出同样结论，并发现它与血液中调节免疫的T细胞有关）。
“当我读到这些资料，”劳伦斯回忆说，“立刻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们现代人执着于干净和无菌状态，将寄生虫从人体内斩草除根，这是把孩子连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的做法。这种理论的中心观点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内在的生态系统。对我来说，这件事很讽刺，我们每个人都很关注外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忙着拯救雨林，却同时把我们自己体内的生物多样性毁坏殆尽。”
于是杰斯帕·劳伦斯开始了追寻寄生虫之旅。这种冲动一开始源于情不自禁，最后却变得有些不顾一切：尽管地球上现在还有大约10亿人口仍与钩虫生活在一起，但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想主动感染却并非易事。我们的文化演变至今，早就主张根除寄生虫（劳伦斯更喜欢用“共生体”称呼它们）。一开始，劳伦斯申请参与一项相关研究，想借此机会被感染，但是无果而终，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非洲一趟。
他回忆说，动身之前，他“与身边所有在医学领域工作的聪明人进行了联系。我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发给他们，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回答都一样：‘不错，这种办法看似很安全，但是我并不建议你做这样的事；你最好等上二三十年，等所有研究结果出来之后再说。等他们找到了相关的分子，研制出真正的药物再说’……”
但你跟劳伦斯只聊一会儿，就会知道他不是一个有耐性等上二三十年的人。很快，他坐上了去喀麦隆的飞机。
美洲钩虫的生命周期听起来并不迷人。存在于人类排泄物中的钩虫幼虫会从人光着的脚底板侵入，进入宿主血流，经过心脏和肺部，经咽部咳出后会被吞下，消化掉。只有在人类的小肠中它们才有可能发育为成虫（不到一厘米长），在那里它们平均可以生存五年，附着在宿主的肠壁上，吮吸着少量的血液，同时———这是最关键的——“调节着免疫反应的规模”。它们在宿主体内交配，雌虫每天产卵可以多达3万个，一生可以产卵5000万个，这些卵随粪便排出。在热带地区，在没有抽水马桶和鞋子的地方，每年有7万人因严重的钩虫感染而死亡，还有很多人因此患上贫血症。它们加剧了宿主的营养不良，阻碍儿童生长。但是，针对这些恐怖故事有一点澄清至关重要：钩虫不能也不会在人体内孵化，它们没有传染性；数量小的情况下它们被视为无害的，而且很容易清除；有了水管和马桶，它们的生命周期受到了致命的阻断。
劳伦斯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权衡了个中的风险。在喀麦隆他花了两周时间在偏远的乡村旅行，找到了当地的公共厕所，而且漫游时始终光着脚。
对于他的行为，当地人怎么看？“典型的反应一是大笑———‘那个傻瓜在我拉屎的地方转悠什么呢？’二是愤怒——很多人认为我到那儿是为了偷盗他们的宝贝。我被敲诈了不少钱。”
他的确有点拿不准。当他告诉朋友自己打算干什么时，他们反应不一。因为他的喀麦隆之旅刚好与离婚时间吻合，大家都觉得他在经历心灵危机或者处于崩溃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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