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你难免有点害怕，”他说，“最大的恐惧是最后我带着不该得的病回来了，比如河盲症（又称盘尾丝虫病，丝虫寄生在人的眼部，可引起视力损害，甚至致盲），或者象皮病，或者登革热，或是随便什么怪病。另一方面，我又确确实实地意识到过去五年来，因为哮喘，我的生活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影响。除了有副作用的缓解药物，现代医学给我提供不了任何帮助。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当时自己别无选择。”当然，克服心理障碍是需要一定勇气。“我之所以能脱下鞋子，在那种地方走来走去，完全是因为我无法在回来后，告诉别人我做不到，那太丢人了。”
从非洲回到圣克鲁斯后，劳伦斯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被感染。“时间已经过了几周，我没看出身体上有任何好的改变，虽然似乎有某些迹象，”他说，“按理说，感染后大约6到8周，你的粪便里会含有虫卵，因此我取了一点样本，送到实验室请他们化验，结果是阴性。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因为美国的实验室从来没见过寄生虫，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样。”
然后，他回忆说，春日的一天，他驾车出去，无意中犯了一个超级错误。“我把车窗摇下来了，”他说，“正常来说，如果我在初春这样做，接下来的一天内我就会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红肿胀，没法工作。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
更严峻的考验是猫。劳伦斯对猫极度过敏，如果不小心摸到它们，然后再摸自己的脸，他皮肤上立即会出现一块红斑，眼睛则肿到只剩一条缝。“所以我故意去找猫，这并不困难，因为我的前妻是个猫迷。以前她认为猫比我的健康更重要，执意养了一只。于是我去了她家，抚摸了小猫，结果什么事也没有。”那一刻，劳伦斯知道自己得到了报答。“我知道会是这样的，”他说，“我知道如果按照科学的方式行事，它就会奏效，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跟别人分享。”
劳伦斯没有一位医学先锋应有的成长背景。他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全感。父亲是计算机发展早期一名系统分析员，“聪明但性格不稳定”。1968年，他的父母从英格兰搬到纽约，以追寻“爱之夏”（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反主流风潮）。随后他们分手，年幼的劳伦斯随着嬉皮妈妈及其有时有点暴力的男友在美国漫游，直到14岁他说服妈妈让他回到安稳的英格兰，跟愿意收养他的姨妈生活在一起。他被认定为天才儿童，但从未能实现这一潜能，他没能呆在牛津剑桥之类的自然科学圈子里，还染上了毒品。19岁时他回到美国，找了一份挖水渠的工作，有段时间还卖二手车，最后终于结了婚，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为硅谷的客户服务。“我赶上了当时的IT热潮，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点———所以我赚了很多钱，雇了30个人，然后我又失去了所有的钱，把他们全辞退了。”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在开展卖寄生虫的生意前（他的网站名为A utoim m une Therapies，意为“自体免疫疗法”），熟谙销售的劳伦斯就知道可能遇到挑战。“你心里必须清楚，多数人不会首先选择在网络上向一个没有大学学位的陌生人购买吸血的肠内寄生虫，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治疗方案。只有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们才会找到我们。”
最初向劳伦斯买虫子的几位客户曾经参加过关于钩虫或鞭虫的临床实验，看到过它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发现他们的症状———或是克罗恩氏病，或是花粉热，或是多发性硬化症———正持续消退。对于疗效，劳伦斯信心满满。他声称用寄生虫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所有15位客户都在康复中。这种声明不太可能去一一验证，不过网上有一个公开的用户论坛，专门讨论这种疗法的效果，十分热闹。我后来也采访到一些人，比如来自诺丁汉的前小学校长约翰·斯科特，他患有极严重的过敏症，一度只能靠粉状食品补充剂生存，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正常饮食。这些例子一方面支持着劳伦斯的布道，另一方面加深了他的沮丧：为如此重大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广泛宣传？为何没有公司对它进行进一步开发？
“为何所有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却没人向前迈进一步？”他不时这样发问。“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我是地球上唯一读到相关成果的笨蛋吗？绝对不是。所有制药公司都知道这些。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这方面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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