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没有人有这些行为问题。但他想要进一步确定。他手上已经有现成的材料。之前他曾说服他的10位近亲接受PET脑扫描，并把一份血液样本交给他，用于研究他的家族是否有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得知祖先的暴力史后，他重新检查了这些扫描图像，再与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图像进行对比。他的妻子、母亲、兄弟姐妹、孩子的图像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看了看我自己的PET图像，结果发现了让我难以启齿的东西。”
他不愿谈论的是，他的眶皮质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活动。
“单看这些PET图像，我和那些杀人犯一样。”
法隆提醒说，这是一个新研究领域。科学家还刚开始研究眶皮质，对罪犯的大脑研究更少。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些人的大脑使人具有暴力和精神变态倾向，而且这种特点可以遗传。
于是詹姆斯·法隆开始了他家庭实验的下半部分。除了大脑扫描之外，法隆还测试了每个家庭成员的DNA，寻找和暴力有关的基因。他查看了12个和攻击性、暴力相关的基因，最后瞄准了MAO-A.这个基因又叫“战士基因”，因为它的作用是调节脑中的5-羟色胺。5-羟色胺影响人的情绪，很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你拥有某种版本的战士基因，那么你的大脑无法对5-羟色胺的镇定效果做出反应。
法隆从笔记本中调出了另一组图片，上面记录了一串家庭成员的名字，旁边是他们的基因类型。除了一个人之外，他家族中的其他都有低暴力版本的MAO-A基因。
“你看到了吗。我100%符合罪犯类型，”他停顿片刻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天生是个杀手。”
但法隆并不认为某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基因。它们只是让人具有某种倾向。然而，“当我把两项研究结果放在一起，坦白说，还是有些让人苦恼。”法隆笑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精神变态者，但我的大脑图像又和精神变态者一样。”
我问他的妻子黛安，她对这个结果有什么看法。“我并不太在意，”她说，“毕竟我12岁就认识他。”黛安也许并不需要担心。科学家说，仅仅是大脑模式和基因构成并不会导致精神变态，还需要第三种元素：童年被虐待。
“幸运的是，他小时候没有被虐待，”黛安说。詹姆斯·法隆说，他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有爱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但这一次家庭研究改变了他对先天和后天的看法。他一度认为，基因和脑决定了我们的一切。但现在他认为，也许他童年对他的人生起到了决定因素。法隆认为那些精神变态者也值得同情，3种不幸的元素碰到一起，造就了他们的不幸命运。
但是，那些强奸杀人犯也值得同情吗？我们能否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说，是他们的大脑让他们犯罪？事实上，神经学已经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
肯特·基尔研究过几百个精神变态者。他是新墨西哥大学教授，世界研究精神变态者的权威。他说，经常能从他们的眼睛看出端倪：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眼神，似乎在寻找某种信号，好做出相应反应。但眼睛并不是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只是一个线索。
基尔研究的主要工具是《哈尔精神疗法清单》，它测量的特征包括是否能感受同情、悔恨、病态撒谎、冲动。根据测量结果可以得出分数，分值在0至40之间。基尔说，“普通男性的平均分为4-5分；囚犯平均分为22分。精神变态者分值超过30分。布莱恩的得分为38.5.
布莱恩全名布莱恩·杜根。他因为强奸和谋杀，被判两项无期徒刑。去年7月，杜根承认1983年强奸并杀害了10岁的女孩吉奈恩·尼卡里克。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要对他处以死刑。辩护律师雇佣基尔对杜根进行心理评估。
在一份访谈录像中，杜根讲述了他本来只打算抢劫尼卡里克的家。结果发现了屋里的小女孩。“她走到门边……”杜根用平静没有感情的声音说，“我好像突然失控了，从海德医生变成了化身博士。”
杜根穿着橙色的连身衣，看上去平静、普通———然后他抬手拿起杯子喝水，露出手铐。杜根很聪明，IQ超过140，但他承认他一直是个情感麻木的人。他告诉基尔，在监狱中度过的1/4个世纪里，他似乎产生了一点懊悔感。
“我也有同情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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