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硬派想要严惩罪犯，也有人对他感到同情，”最后一类则比较谨慎。但拉德说，基因证据确实对最终的裁决———是否宣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具有很大影响。陪审员认为他的行为并没有预谋，因此同意被告律师的观点：沃德洛普突然失控了。
拉德说，“我记得在讨论的时候，有人说到，‘如果我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也会失控，’但事实更加复杂，他的人生、他过去的经历最终导致了一切。”
也包括他的基因吗？“当然，”拉德说，“他的背景包括先天和后天的因素。”
另一位陪审员黛比·比蒂说，基因证据让她相信，沃德洛普在行凶时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他显然是有问题的，换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肯定会有不同的反应。”虽然检察官试图淡化基因证据，比蒂却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坏基因就是坏基因，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陪审团判决沃德洛普犯了非预谋故意杀人———而非谋杀———和二级谋杀未遂。
这个裁决让检察官德鲁·罗宾逊大吃一惊。“我简直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另一位检察官辛西娅·罗克洛伊·施梅尔担心这类辩护将成为未来趋势。“辩护律师们不择手段，任何能够帮助他们的顾客减刑的方式都会尝试。”
沃德洛普的律师怀利·理查德森说施梅尔说得并没有错，“在恰当的情况下，我会再使用基因证据，在这个案子中就奏效了。”
此案法官宣判沃德洛普32年牢狱。在审判时，法官卡罗尔·罗斯告诉沃德洛普，他如果想要上诉，最好三思而行，控方不介意再审一遍，并要求动用死刑。换一个陪审团，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
科学家和法律专家认为，随着神经学证据进入法庭，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案子。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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