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那边要哪块，我们来安排。”主管领导表示太远，不满意。对方又说，“那就沙河以北，哪块都可以。”
“我们要上地。”
“其实我早就都看过了，就选好了上地。”如今，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呵呵地回忆。但是，上地附近已经完成了规划，无法更改。卜庆君就与位于上地附近的航天城的负责人协调，在共用水电的情况下，划拨出了附近的两块土地作为工作区和生活区。
记得那是1997年1月16日，距离春节还有三天，北斗地面中心的基建经费也最终敲定。
四
就在决策指挥层为这个项目奔忙的同时，北斗研发团队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为自己定出的目标是“保八争七” ——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间保证在1998年，争取提前到1997年。
但是一切远比设想的要复杂。
由于北斗系统的奠基理论为双星定位，那么地面上的第三个点就需要有精确的地面高程，即地面高低分布的精确数据。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个高程数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我们有三十年海量的测绘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是纸质的，必须全部数字化。”总参测绘局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这就需要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但那个时候，拥有这样的计算机都很困难。”
在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的记忆中，这项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候咱们的银河计算机也满足不了需求，专家还是建议购买国外的设备。”袁树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终，巨型计算机引入了北斗计划。
在北斗系统筹备之初，这些早已熟悉GPS的科学家为自己提出要求。“导航精度要高，要有自己的创新。”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他所指的创新，是指北斗系统独有的、GPS不具备的短报文通信功能。
“这120个字的短信功能有时候非常重要，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联系。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所有通信都断了，救援队就依靠这个功能。”一位院士专家如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制定了导航反应的标准，在5秒之内必须有所反馈。“其实5秒都会觉得时间长，咱们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如果过了几分钟没有导航显示，那你肯定认为这机器坏了。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这制定了5秒的标准。”谭述森说。
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北斗卫星发射时间推迟了两年。直到2000年10月，北斗导航系统的第一颗卫星才正式送入轨道。而在此六个月之前，北斗系统的理论奠基人陈芳允已经因病去世。
“他去世的时候，我去他家了。唉……”卜庆君老人叹了口气。陈芳允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
时隔两月，第二颗卫星成功发射。此刻，从提出理论，到发射卫星上天，北斗计划已经走过15年。
在最初的双星定位理念实现的同时，北斗总师孙家栋开始把自己的担忧摆上桌面。“当时就担心如果两颗星当中有一颗坏了怎么办。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为难，无论如何也得向领导汇报。”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于是，经过申请，又补发了两颗备份星。而在一切都看似顺利推进的时候，麻烦再次降临。北斗一期和二期之间衔接的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突然全部断电，完全报废。为此，研究团队紧急制定了一个名为“泰山计划”的方案，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以保证北斗计划一期和二期的顺利交接。
2003年12月开始，北斗系统正式开通开始向国内用户提供服务。作为测量技术手段，虽然目前北斗系统的应用还远不如GPS一样完善，但以往一直依赖于GPS授时、导航的用户，开始多了一种选择——而这从长远来说，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在经济利益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2月，北斗二代论证会召开，已经退休的很多领导仍到会参加。会议上，专家评估后宣布，当12颗卫星布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的年产值可能达到500亿。
如今，中国军队的导航和授时方式已经逐步由GPS向北斗转换，而金融、电力、渔政和森林防火等民间领域也逐渐尝试使用北斗系统。2010年12月18日，北斗系统成功发射了第七颗卫星。目前，北斗系统进入了卫星发射布网的高峰期。按计划，到2020年，北斗将与GPS一样，成为一个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贡献了“司南”的中华民族，通过北斗计划，进入了定位和授时的宇航时代。 ★
(实习生 蒙佳 刘艳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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