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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等。政府发函答应撤销教育部、卫生部的布告，请愿团各回各地，转过年的1931年1月，布告的规定还是执行了。
此后一次次更大规模的请愿，结果都是失败。
幸存的国医馆
1931年有一个国医馆幸而成立，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组织，“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其中理事包含了当时的所有名医，理事长是陈立夫。蹊跷的是，这个国医馆是经由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提议成立的，在国医馆成立的同时，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却被解散。这时的中西医之争已被卷入国民党的政治斗争。
国医馆曾有过一项统一病名的工作计划，要求全国医师在三个月内一律按照经审定的病名录使用统一病名。国医原来的病名不合科学，“天下事物只有一个真是，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这个理由当然不会为中医接受，争论再起。香港中华国医学会的名医何佩瑜电告全国医界:“国医先哲根据大自然气候变迁以立病名，是从种病之因着想。西医根据解剖学、细菌学、生理学以立病名，是从得病之果着想。有因然后有果，此国医之翘然独异处，若弃此病名，无异将国医学术根本推翻矣。”中医们持续半年的争辩促使国医馆收回了建议。
1943年后，国医馆最终为中医争取到了合法办学地位，也促成了医师法。此后反中医的事端多以小规模形式出现，尤其以1946年最为频繁。1月，杭州卫生局在中医执照上附加规定“不准之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则吊销执照，撤销资格”。2月，上海教育部取缔了上海中医学校好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也被勒令停办。6月，南京卫生署规定中医不得再称医师，否定了医师法。11月，上海举行中医考试，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南京政府卫生会议决议，严禁中医使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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