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铜镜的文化精神5

之举，但董仲舒的“三纲”思想，却几乎没有在铜镜艺术中有所反映。这是值得注意的。相反，人的自然情欲及其升华——爱情，诸如“洁清白而事君”、“长勿相忘”、以及“久不见”、“子志悲”等等对于爱的忠贞与哀怨，成了铜镜的基本人文内涵。也许因为铜镜大多是作为情物献给佳人的，所以铜镜艺术能够在“三纲”缝隙中表现出一种爱的自由。

　　但是，到了东汉，当汉代已经走下坡路时，反映在铜镜中的社会现实也是明显的。当社会重新陷入大动荡，现实变得迷茫把握不住时，作为神灵的虚幻世界，就成为人们一种无奈的精神追求和寄托。中国的道教，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了。在《陈介棋藏镜》的东汉铜镜中，种种“四神镜”、“神禽镜”、“神兽镜”、“神人镜”，占绝大部分，正是当时人们精神凄迷的一种曲折反映。同时，即使不是属神的镜种，在图形和线纹的变化中，也渲染了趋向神秘的气氛。与此相应，在铭文中“避不祥”的字样比比皆是。“左龙右虎避不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必然趋向求神灵保佑。或者向往楚词所描述的那种对现实的幻想式的超越，所谓“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浓泉”。另外，在变形的草叶镜即“变形四叶镜”中，西汉那种自然、质朴、乐观向上的心态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官位的痴迷。所谓“为吏高升”、“君宜高官”、“长保官位”。值得注意的还有十二地支的反复出现，也显示出动荡时代生民对于时间焦灼感。如果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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